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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看基辛格的新书《On China》，觉得像是在看两本书：前半部是中国历史纵论，从中华文明的兴起、鼎盛、衰落、封建王朝的覆灭，儒家思想对统治与外交的影响，一直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周旋；基辛格本人则要到200多页之后才登场，这之后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对40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与展望。
中美建交这段历史太富有戏剧性，即使已有大量公开史料，基辛格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其亲述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恢复，这是冷战时期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胆举动，而在这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其情节更如间谍片一般。基辛格的回忆自然有许多外人不知的细节，但是更有价值的，其实是他对1960-19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分析，回顾当时东西方你死我活般意识形态上的对峙，是如何逐渐让位给地缘政治的权衡，过去的敌人如何成为盟友。
这是在看了基辛格的《论中国》之后，为《华商报》写的文章。
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让当时世界两大阵营都大为震惊，基辛格访华的安排事先高度保密，中美两国在这之前断绝关系20年，两国高层是如何搭上线的？许多人把“乒乓外交”，即1971年4月中美乒乓球队在日本的邂逅当作两国恢复交往的起点。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间，中美高层不仅频频发出信号相互试探，而且已经在最高层建立了联系，“乒乓外交”的作用是让双方步伐加快，再无回头的可能。
基辛格在他刚出版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对中美之间相互试探的过程有着详细的描述。1968年赢得大选的尼克松，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是反共的，但他相信地缘政治的作用，认为帮助中国对抗苏联有利于巩固美国的战略地位。在1969年1月总统就职演讲中，他含蓄地提出了寻求一个“开放”而非“孤立”的世界的愿望。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政府接触是在华沙举行的不定期大使级会晤，不仅断断续续，而且级别太低，参加会晤的美国外交官无法领会总统的真实意图。于是尼克松另辟蹊径，在1970年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向两国领导人表达了寻求与中国沟通途径的愿望，基辛格则试图通过法国外交官来接触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中国方面则先是通过挪威和阿富汗，后来还是选择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作为中间人。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2月 第12期
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和艾伦•兰恩(Allen Lane)的名字永远密不可分，是他在75年前创办了这家出版社，大规模推广廉价平装书，让企鹅的名字牢牢地与英国大众文化的演变联系在一起。1960年兰恩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惜与英国政府对簿公堂，更使他名留青史。
兰恩创办企鹅的经过已经成了历史传奇。1934年，兰恩在拜访他的朋友、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之后，在英格兰西南艾克斯特火车站等车回伦敦，他逛进了站台上的书店，发现书架上摆着的尽是些制作糟糕、封面丑怪、让人提不起兴趣的书籍，于是产生灵感，创办了专门出版平装本图书的企鹅出版社。事实当然没有这么浪漫，当时32岁的兰恩，已经在出版界做了16年，从学徒开始一直做到编辑经理。他看准了当时出版市场的一个缺口，向大众读者推销质优价廉的图书。虽然平装本图书不是他的发明，但平装本图书市场却是他一手开创出来的。
在 Richard Wright 的新书 Passport to Peking 第二章中看到以下这段。英国新任驻北京临时代办 Humphrey Trevelyan (中文名是杜维廉) 1953年夏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从天津坐火车进北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北京的城墙。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位“在这里居住多年、最近刚刚离开的德国摄影师”的话说：“世界其它城市中，没有一个的城墙比得上北京”。
我去查书后的注释，发现这位德国摄影师名叫 Hedda Morrison，198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在香港出版了她的摄影集《老北京里的摄影师》(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恰好能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看一看，顺便了解一下这位摄影师的生平。
Hedda Morrison 原名 Hedda Hammer，1908年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1933年她已经在慕尼黑学完了摄影课程、做了一阵摄影助理、有一定实际经验，此时她看到一份摄影刊物上的广告，德国 Hartungs 图片社招募一名女性摄影师，注明必须是德国东南部的兹瓦本人(Swabian，斯图加特是其首府)，懂英语和法语，工作是去主理图片社在北京的分部。她说“这简直是为我度身定做”的，而且此时的她不喜欢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所以虽然工资不高(“所以才要女的”)，她立刻决定应召前往。分别时家人送她两件礼物：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和一把雨伞，两件东西在她从意大利 Trieste 港上船之后，都被马上丢掉了海里。
从此她开始了在北京的摄影师生涯，她住在当时法国领事家中，经常单独行动，除了北京城内，她还独自去了周围的西山、山东、承德等地。1938年她离开了 Hartungs 图片社，开始为当地的外国商人、艺术家提供摄影服务，1946年她和英国人 Alistair Morrison 结婚之后离开北京，和丈夫一起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后来随夫去了后来成为马来西亚一部分的沙捞越(Sarawak)。
东便门, Hedda Morrison
作为专业摄影师，除了有较好的技术和经验之外，她也拥有较好的设备和器材，她常用的是一台 Rolleiflex 双镜中幅相机，拍摄建筑时会用一台 9×12 cm 的 Linhof Satzplasmat，这些都让她的作品呈现较高的质量和艺术性。与其他西方摄影师不同的地方是，因为常驻北京，她对当地风土民情了解比较深，喜爱这个城市和居民。在北京的13年她拍摄了超过1万张底片，这些底片和她自己印出裁剪的近6千多张照片在她身后都捐给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燕京图书馆扫描了所有照片，可以在网上浏览搜索。
Passport to Peking: A Very British Mission to Mao’s China
作者 Patrick Wright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UP) Oxford (精装本2010年10月28日出版)
定价 £20.00
页数 352 页
ISBN 978-0199541935
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往往被称为中国与西方第一次重新建立官方联系，但是在18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已经开始之际，就有西方国家的政界和民间人士试图与中国建立某种合作和共处的关系。许多人都不知道在1954年的下半年，有3批来自英国的代表团曾访问中国，由周恩来负责招待，与毛泽东举行会晤，其中有英国前首相、时任反对党工党领袖的艾德理、英国工会领袖、一批工党议员、再加上一批拥有各种立场的艺术家。
Crimea: The Last Crusade
作者 Orlando Figes
出版社 Allen Lane (精装本2010年10月7日出版)
页数 608 页
定价 £30.00
ISBN 978-0713997040
发生在1853－1856年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在英国几乎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留存在大众文化中的只有历史故事：著名的“轻骑兵冲锋”(The Charge of Light Brigade)已经成了“指挥官昏庸无能，士兵视死如归”的典型，奔赴克里米亚前线照顾伤员的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成为“白衣天使”的象征。至于战争本身，许多人都只能模糊记得这是欧洲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一场无谓的战争。
英国历史学家、俄罗斯历史专家 Orlando Figes 的新作 Crimea 对这场战争进行了重新分析，他采用了大批来自俄罗斯的历史档案，以及从沙皇、将军、到参战的炮兵少尉托尔斯泰、一直到普通士兵军官从战争上写的书信和日记，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战役、结局和后果做了详尽的论述。本书的副题《最后一场基督教宗教战争》(The Last Crusade)代表了作者的观点，他认为发动这场战争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一直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上帝的意愿”。成为全世界的东正教领袖是俄罗斯天授神权，夺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个东正教的第一个首都是他的宗教责任，所以当他在开战前计算成败机会时，不是像赌徒那样衡量输赢，而是像一个教徒那样赌上帝在不在我这边。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Espionage, Empire and the Secret Formula for the World’s Favourite Drink
作者 Sarah Rose
出版社 Arrow (平装本2010年4月1日出版)
页数 288 页
定价£6.99
ISBN 978-0099493426
“Not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是一句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俗语，当时英国盛行喝茶，而绝大部分的茶叶来自中国，所以如果把中国(China)所有的茶(tea)都给你，你都不愿意的话，就可以说明你多么的坚决了。美国女作家 Sarah Rose 的作品用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作为书名，说的正是大英帝国是如何从中国偷走茶叶这一重要物资的。
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是造成19世纪初英中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之一，于是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以后中国政府开始禁烟，英国派军舰保护“自由贸易”，最后爆发了鸦片战争。然而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还是让不少英国人担忧，当时的印度总督 Henry Hardinge 就曾提出如果一旦中国让罂粟种植合法化，不再依赖印度产的鸦片，将会让英国政府失去大笔收入。他和其他许多英国人的想法一致：要把中国茶叶引进到印度种植。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采集到好的茶种，然后必须带到印度，接着要在印度种植繁育茶树成功，最后还要有技术炒制茶叶。不仅过程复杂，而且还是一种偷盗行为。作者 Sarah Rose 写道：“茶叶符合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条件：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必须采用中国特有的某种工艺和流程生产、中国对这一技术极为保护、拥有这一技术让中国在竞争对手面前获得极大优势。”
Frank Dikötter
Mao and the Most Deadly Catastrophe in Chinese History
Monday 30 August, 4:00-5:00pm
****/5
Frank Dikötter 是荷兰人，伦敦SOAS教授，现在香港大学任教，他今年出版的新书 Mao’s Great Famine 回顾了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他的材料主要来自是中国各地的省级档案馆，他说中央级的档案馆根本进不去，唯一例外的是外交部，档案已经仔细整理分类，但也已经过严格审查了的，但是要去省级档案馆就容易得多，而且资料也相当丰富。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列出了十来个省级档案馆，包括广东、湖北、河南、山东和甘肃等。档案馆中大部分是当年的宣传材料，但也有内部调查报告、揭发材料、人民来信等，Frank Dikötter 称可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筛选分析。对于第二手资料，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了杨继绳的《墓碑》，但同时指出这本书更像是材料的串联而缺少叙事结构。
Robert Fox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People Who Witnessed It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Sunday 29 August, 6:45-7:45pm
***/5
Robert Fox 是一位资深记者，《伦敦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防务记者，曾经报道过马岛战争、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去过中东、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等地。他今年编辑的新书 We Were There 采用目击者的陈述，穿起20世纪的历史。
作为资深记者，他的功力在于选择事件和目击者陈述上，这些目击者不一定是记者，俄罗斯革命他选的是一位英国修女护士的日记，登月他选择了阿姆斯特朗，美国民权运动他选择了拒绝离开巴士上“白人区”的罗莎•帕克，伊拉克战争他选择了著名的“巴格达博客”作者。他选择的事件，构成了20世纪的决定性时刻：除了以上几个，还有华尔街崩溃、诺曼底登陆、越南战争、天安门事件、9/11等等。
Michael Burleigh
The Moral Maze That Was the Second World War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Friday 27 August, 3:30-4:30pm
***/5
那些政客和将军们，带他们让国家、人民与士兵卷入战争之时，有没有道义上的压力？有没有考虑过战争是否正义？历史学家 、德国二战历史专家 Michael Burleigh 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希特勒也爱大谈人权，只是他嘴里的人权，只有他眼中的高等人种雅利安人才配享用，在他看来，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残疾的德国人都可以用维护雅利安人的人权来辩护。
Michael Burleigh 的新作《道义冲突》(Moral Combat)着重讨论的是二战中，各方面临的道义问题。二战可能是“善与恶”最清晰，最没有道义难题的一场世界大战，但是盟军在决策中，依然面临许多道义压力，近年来谈得较多是二战后期盟军对德国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战略轰炸，不仅把德国城市炸成瓦砾，还造成大量德国平民的伤亡。或者还可以加上诺曼底战役中的盟军轰炸行动，同样造成大批法国平民伤亡。另一个长期面临“是否正义”挑战的决策是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为什么要向人口集中的城市投？有没有必要投两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