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天，一艘载着1309名游客的豪华游轮从英国港口南安普顿出发，先后停靠法国瑟堡和爱尔兰科夫，然后驶向北大西洋，计划在4月15日抵达它的目的地：100年前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然而在离开爱尔兰海岸不久，随船采访的BBC报道组摄影师忽然心脏病发作，游轮不得不折回到把摄影师送上岸之后才继续西行。

想像丰富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次纪念远航也“被诅咒”了，但其实这不过是今年各类泰坦尼克号100周年活动中的小插曲。虽然泰坦尼克号最后一名幸存者已经在3年前去世，但人们对它的热情反而更加热烈。今年以来各种纪念活动络绎不绝，在泰坦尼克号建造地贝尔法斯特，今年新建成了一座形状奇特、据称是世界最大的泰坦尼克博物馆，内部焦点是一座船内豪华阶梯大厅的复制品，看过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人大概都会记得片尾男女主人公相会的这一场景――这部片子今年推出了3D版，随时可以重温。当然你还可以选择看ITV新拍的4集连续剧《泰坦尼克号》，和《唐顿庄园》一样人物众多、场景豪华。

有关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电影，无疑是英国1958年拍摄的《冰海沉船》(A Night to Remember)，这部片子是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洛德(Walter Lord)1955年出版的同名图书改编而成。为创作此书，他采访了大量的幸存者收集素材，出版之后引起轰动，至今依然是这一题材图书中难以超越的里程碑之作，最近本书又再一次升到了非小说类平装本排行榜的前十名。

在《冰海沉船》之后，陆续有许多类似题材书籍出版，今年100周年纪念，更是引发了一场出版大潮。但是珠玉在前，新书如何才能在一批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呢？

有些作者走“更大更全”的技术路线，由美国历史学家博•里芬堡(Beau Riffenburgh)编写的新书《纪念泰坦尼克号：1912－2012》(The Titanic Remembered:1912-2012)除了有大量再次考证过的数据资料、照片绘图外，还附带40种复制品，再加上CD和DVD。做为纪念品来说，不能说不全面。

另一些作者则侧重挖掘这一悲剧中的人性故事，由企鹅出版、蒂姆•马尔汀(Tim Maltin)编辑的《泰坦尼克号：第一手见证》(Titanic: First Accounts)收集了许多亲历者的回忆、陈词和书信。另一本以705名幸存者为关注焦点的是《泰坦尼克号的阴影》(Shadow of the Titanic)，作者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试图挖掘的，是经历这一惨剧对这些幸存者今后的人生与内心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泰坦尼克号也可以成为虚构小说的背景。爱尔兰女作家黑兹尔•盖纳(Hazel Gaynor)的电子书《回家的女孩》(The Girl Who Came Home)以船上一位爱尔兰移民为主角，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成了她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本书在英国亚马逊网站Kindle电子书总排行榜上名列第18位。

说起最近新播的热门英剧，你可能会想到ITV的《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和BBC的《歇洛克》(Sherlock)，但其实最近英国最受欢迎的新剧是《助产士的故事》(Call the Midwife)，不仅在收视率上直逼《唐顿庄园》，而且还是BBC近10年来新拍剧集中收视最高的。

《助产士的故事》根据珍妮弗•沃斯(Jennifer Worth)的同名回忆录改编，写的是1950年代伦敦东部贫民区一群助产士的故事。助产士作为一种特殊护士进行专门培训，在英国还是从1950年代才开始，作为社区助产士，沃斯和她的同事们不仅要在医院帮助接生，还要到社区中走访孕妇和产妇，见到许多人生百态和各种悲欢故事。多年之后她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集结成书，大受好评，随后又出版了《贫民作坊的阴影》(Shadows of Workhouse)和《再见东区》(Farewell to East End)，成为“助产士三部曲”。

她的回忆录给人最大的震撼，是1950年代伦敦东区是多么的贫困，和《唐顿庄园》完全是两个世界。当时英国虽然打赢了二战，整个国家却几乎破产，原来的“大英帝国”急剧萎缩，基本上要靠美国维持经济稳定，二战中实施的商品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战后。许多读者对书中所描述的当时的孕妇所面临的恶劣条件和社会压力感到震惊，电视剧虽然并没有回避这些，但有更多邻里互助以及患难真情的描写，温馨催泪，吸引了大批观众。

沃斯本人的经历颇为传奇，她在做了二十多年助产士之后离职，开始发展她在音乐方面的爱好，成了钢琴和歌唱教师，曾到英国和欧洲各地巡回演出。退休之后她才开始动笔写作，虽然14岁即辍学，从未受过高等教育，却文笔生动，加上许多亲眼目睹的真实故事，她的回忆录很快成为畅销书。电视剧热播之后，以剧照为封面的《助产士的故事》平装本再次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加上她最后的一部回忆录《生命之中》(In the Midst of Life)，都同时回到排行榜前十位之内。可惜沃斯本人已于2011年去世，没能看到根据她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有时候你可以根据一本书的题材、作者猜出它为什么会畅销，但时不时的会冒出一两本题材古怪的书忽然大受欢迎，让人摸不出头脑。马克•福赛斯(Mark Forsyth)的《词源手册》(The Etymologicon)就是这么一本书，这本书由许多篇小故事组成，几乎是漫无边际地讲述信手拈来的各种词汇的来龙去脉。追踪词源显然是作者的一大爱好，在本书序言中，他写道有一次某人无意中问他“饼干”这词的来源，他于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讲下去，如同破堤洪水，几个钟头之后，这个不幸的提问者不得不跳窗逃走，亲朋好友再也看不下去，决定帮他出书，免得又去骚扰他人。本书的成功之处，就是将词源学的各种知识，结合风趣幽默的文字，让人看了在恍然大悟之余又忍俊不禁。去年圣诞节期间这本既非热门题材又非名家出品的新书销量跃升非小说类精装本前列，成了排行榜上的一匹黑马。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看基辛格的新书《On China》，觉得像是在看两本书：前半部是中国历史纵论，从中华文明的兴起、鼎盛、衰落、封建王朝的覆灭，儒家思想对统治与外交的影响，一直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周旋；基辛格本人则要到200多页之后才登场，这之后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对40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与展望。

中美建交这段历史太富有戏剧性，即使已有大量公开史料，基辛格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其亲述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恢复，这是冷战时期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胆举动，而在这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其情节更如间谍片一般。基辛格的回忆自然有许多外人不知的细节，但是更有价值的，其实是他对1960-19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分析，回顾当时东西方你死我活般意识形态上的对峙，是如何逐渐让位给地缘政治的权衡，过去的敌人如何成为盟友。

在中美恢复接触的历史上，“乒乓外交”往往被渲染成为神秘的起点。其实在这之前，中美政府高层之间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系。根据基辛格的叙述，“乒乓外交”发生时，他正在白宫拿着周恩来送来的手写英文信件，等待着来自中国的下一个讯息。

中美之间从对手变成盟友，双方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中苏已经交恶，发生了多次边境摩擦，苏联在中苏边境屯有重兵，摆出随时开战，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的姿态。正当中国寻求改变战略格局之际，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中国被美国“击垮”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声音。

这种声音来自不同党派，尼克松的对手、民主党人肯尼迪在未当上总统前就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能过于僵硬”，1969年尼克松借用总统就职演讲的机会，以“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民应该被孤立”向中国做出了暗示。上任之后，尼克松曾多次在政府内部表达欲与中国恢复关系的意愿，为外交政策的转变做准备，基辛格则试图与中国建立官方接触，尝试了波兰、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多个途径。虽然此时中国方面也在寻找接触机会，但因朝鲜战争之后的近20年间,中美之间不仅没有联系，而且充满敌意，两国之间的试探几乎成了捉迷藏。

书中的一个事件反映出当时中美两国之间鸡同鸭讲的状况。为了向美方传话，中共高层想到了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因此特别邀请他参加1970年国庆观礼，并安排刊登一幅在观礼台上斯诺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照片，暗示斯诺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与此同时，斯诺被要求在海外发表一份他对毛泽东的采访稿，但必须在三个月之后才公开发表，中方的估计是，斯诺会先将采访稿送交美国政府，那么其中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访华的意思就非常明确了。但此时的斯诺因长期与中共接近，在美国早已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本人都已移居欧洲，完全不受重视，也没有通往美国政府高层的渠道。基辛格带着遗憾地写道，中国方面的一番心机完全白费了。

等到斯诺的文章发表之时，中美高层间已通过第三国政府首脑建立了通讯渠道。1970年底至1971年初，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个渠道分别收到了两封内容十分形似、以周恩来名义发出的手写英文信，明确邀请美国总统派人来北京商谈台湾问题。基辛格随即回信说可随时前往北京，强调愿意谈“任何问题”。

回信发出后3个月，没有任何回音。正在基辛格焦急等待之际，“乒乓外交”发生了。从基辛格的角度判断，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借助“乒乓外交”打公关牌，把中美之间的谈判推向不可逆转的轨道。一旦尼克松临阵动摇，中国可以借美国国内渴望和平的情绪向美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不敢再背一次“让和平失去机会”的罪名。

这些当然是基辛格的猜测，作为外交官，基辛格不会去向周恩来问这个问题。中方至今似乎都没有权威的资料说明为什么周恩来在“乒乓外交”之后才回信同意基辛格访问北京。阅读本书的好处，是通过基辛格的叙述，把过去已经公开的事件从零碎和矛盾理得脉络清楚，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填补这些他所不知道的历史空白。

多少年来，基辛格从未离开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圈子，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是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离开美国政府后依然从事外交政策咨询。美国外交圈中，他是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最多的人，从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过深入的接触和敏锐的观察，但在书中他极少发表政治见解，大部分时候是在引述其他当事人的态度和立场。

这正是本书受到一些人批评的地方，有些评论者认为他一味欣赏中国领导人如何运筹帷幄，却没有对中国的外交内政做任何批评。这些评论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却批错了对象，我们不能忘了基辛格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不是一位政客或是政治活动家。他在观察评论他人之时，基本上都是以其外交手腕、谈判技巧、审时度势获取最大利益的能力作为标准。对于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他的看法是理想主义者必须认识到“理念的实现需要时间，因根据形势做出调整” ；而现实主义者必须理解“价值观的实际意义，并将之融入实际操作中”。

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也是采用同样的标准，凭着他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基辛格从不相信他们的外交作风、谈判手腕是来自于意识形态，他相信这些共产党人其实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考虑问题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和他一样深信地缘政治，在意识形态僵硬的外表下却是灵活的外交方针。

除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他还特别欣赏邓小平的实用、江泽民的灵活，认为这两人都在审时度势、把中国带出备受孤立的国际环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美国政客，他称赞了里根和老布什。里根对台湾有很浓的私人感情，但上台之后并没有把中美关系引向歧路而老布什更是在1989年7月违反自己刚刚发出的外交禁令，派代表秘密访问北京意图恢复外交对话。

基辛格试图用儒家文化的投桃报李、围棋中的“气”与“势”的概念，用“远交近攻”、“空城计”等等来解释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有时候未免让人觉得有过度诠释之嫌。不过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世界观如何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上，确实有不少敏锐的观察和精当的剖析。当谈到中国近代在外交上的节节败退之时，他对中国的外交官给予了深切地同情。

基辛格认为，现代的“外交”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概念。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这一方面导致中国缺乏对外扩张的欲望，因为在中华疆土之外、或者是茫茫大海的彼岸，无非都是“蛮夷之地”，没有必要去征服。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遭遇的外族“蛮夷”们，不管初期如何强大，最终都会被中华文明征服，即使是凭武力占据中原的，最终都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族的最大目标，其实是把自己变成中国人，甚至不惜抛弃了自己原有的文化。然而十九世纪清朝面对的来自西洋的敌人，不仅在科技实力上已经超过自己，而且这些新的“蛮夷”并不想成为中国人。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中国的皇公大臣们无法理解的。

中国的外交官们就在这种境况下被推上了前线，基辛格写道，依靠这些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外交技巧，以连哄带骗、层层退让、“以夷制夷”，为中国争取了时间。

基辛格特别提到的是李鸿章，他忍辱负重地多次代表清廷在洋人面前周旋，有时候甚至要以自己的血肉来达成外交上的妥协。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抓紧有限的时间增强自己的实力，因为大部份掌权者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实力地位一无所知，在对外政策上常常走极端，在极度强硬与全盘认输之间摇摆，浪费了时间，牺牲了国力，丧失了疆土。

延伸到现代，基辛格认为，新中国虽然在朝鲜战争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因此确立了地区性的军事地位，不再需要听命于苏联，为自己赢得了独立的外交空间。中共领导人因此可以在冷战时期采取“远交近攻”这些源于传统文化的战略思想，与当时美国领导人的地缘政治考虑不谋而合，终于两国领导人都能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一起走出了战略性的一步。

在《On China》全书中，基辛格一直试图在现实外交的背后寻找历史文化的根源，所以不难理解当他在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时，依然是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线索。他用的例子是1907年英国外交官克罗(Crowe)在德国统一时写给外交大臣的秘密文件《克罗备忘录》，声称英国与德国必有一战。基辛格对美国领导人的告诫是，如果你把“与中国一战”看成不可避免，那么所有中美之间的纷争都可能被看作是这场战争到来前的信号，长此以往中国真的可能变成美国的敌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其实同样适用于中国。而中美之间必须找到的，是一种“共同进化”的方式，彼此追求实现各自对内的使命，双方尽可能合作，并随时调整外交关系以减少冲突。基辛格本人，可以说一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让当时世界两大阵营都大为震惊，基辛格访华的安排事先高度保密，中美两国在这之前断绝关系20年，两国高层是如何搭上线的？许多人把“乒乓外交”，即1971年4月中美乒乓球队在日本的邂逅当作两国恢复交往的起点。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间，中美高层不仅频频发出信号相互试探，而且已经在最高层建立了联系，“乒乓外交”的作用是让双方步伐加快，再无回头的可能。

基辛格在他刚出版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对中美之间相互试探的过程有着详细的描述。1968年赢得大选的尼克松，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是反共的，但他相信地缘政治的作用，认为帮助中国对抗苏联有利于巩固美国的战略地位。在1969年1月总统就职演讲中，他含蓄地提出了寻求一个“开放”而非“孤立”的世界的愿望。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政府接触是在华沙举行的不定期大使级会晤，不仅断断续续，而且级别太低，参加会晤的美国外交官无法领会总统的真实意图。于是尼克松另辟蹊径，在1970年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向两国领导人表达了寻求与中国沟通途径的愿望，基辛格则试图通过法国外交官来接触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中国方面则先是通过挪威和阿富汗，后来还是选择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作为中间人。

与此同时，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提到，中国发出了一个愿意与美国和解的最强烈的信号，可惜的是完全被美方忽视了，其原因和中美20年隔阂，不了解对方有关。1970年10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当时是极为令人震惊的，包括有意结束文革带来的“混乱”，愿意邀请尼克松“以游客或是美国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可以在尼克松任内解决等等。中方为斯诺准备好了采访稿，并叮嘱斯诺3个月之后才可发表，大概是预计他会先将采访稿送交美国高层。为显示斯诺的重要地位，中国各家报纸刊登了一张在国庆观礼台上，斯诺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照片。

然而美国高层从来没有看到这份采访稿，因为虽然斯诺可能是当时唯一一个得到中国信任、可以传递信息的美国人，但他一直与新中国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被美国外交阵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鼓吹手，无法进入有影响力的圈子，没有直达美国高层的渠道。当斯诺的文章终于发表之时，中美之间的高层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1970年12月，一份以周恩来名义手写的英文信件通过巴基斯坦送到了白宫，一个月后从罗马尼亚送来了另一份内容相似的信件。在两份信件中，周恩来向美国总统发出邀请，请他派遣一名特使到北京商谈“台湾问题”。白宫立刻回信，称这名特使的任务应该是商谈“中美关系问题”。
回信发出后，美国人却怎么也等不到北京的回音。到1971年4月，“乒乓外交”发生了。

基辛格对“乒乓外交”的看法是中国一方面在国内为中美关系的恢复做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是暗中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政府退出和谈，那么中国可以利用美国国内的反越战情绪攻击白宫“又一次”放弃了“和平的机会”。但是“乒乓外交”前中国的外交静音又如何解释呢？4月21日，周恩来恢复了外交渠道上的沟通，通过巴基斯坦送来了回信，解释因为“时事原因”(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而没能及早回复。作为一名外交官，基辛格当然不会继续追问，但是他猜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中国高层内部需要时间在恢复中美关系上统一认识。

周恩来在信中再次确认邀请基辛格或者国务卿罗杰斯，“甚至美国总统他自己”访问北京。5月10日基辛格确认接受邀请，马上开始安排一场对亚洲的外交访问，途径南越的西贡、印度的新德里，一直抵达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他故意把行程安排得非常“沉闷无趣”，以致于媒体对这一访问全无兴趣。在拉瓦尔品第，基辛格因为“生病”在公开场合消失了48个小时。7月8日，当他和随行人员秘密登上巴基斯坦总统专机准备前往北京时，惊讶地发现，由周恩来派出的外交部四人小组(包括章文晋、唐龙彬和翻译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在飞机上等他了。

中美之间的历史性时刻，终于到来了。

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和艾伦•兰恩(Allen Lane)的名字永远密不可分，是他在75年前创办了这家出版社，大规模推广廉价平装书，让企鹅的名字牢牢地与英国大众文化的演变联系在一起。1960年兰恩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惜与英国政府对簿公堂，更使他名留青史。

兰恩创办企鹅的经过已经成了历史传奇。1934年，兰恩在拜访他的朋友、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之后，在英格兰西南艾克斯特火车站等车回伦敦，他逛进了站台上的书店，发现书架上摆着的尽是些制作糟糕、封面丑怪、让人提不起兴趣的书籍，于是产生灵感，创办了专门出版平装本图书的企鹅出版社。事实当然没有这么浪漫，当时32岁的兰恩，已经在出版界做了16年，从学徒开始一直做到编辑经理。他看准了当时出版市场的一个缺口，向大众读者推销质优价廉的图书。虽然平装本图书不是他的发明，但平装本图书市场却是他一手开创出来的。

兰恩不能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也不是传说中“从不读书的人”，他是一个热爱出版、同时具有敏锐市场嗅觉的商人。企鹅第一个系列10本书的选择，其中包括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就显示了他的眼光。兰恩是第一个赋予平装书“质优价廉”形象的出版商，除了选择好书之外，他对图书封面设计的重视，也是企鹅成功的重要原因。企鹅图书封面最初的双色三横带的设计，以及公司的企鹅图标，都是当时仍然是公司低级职员的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的贡献。这种简单明了的设计，在当时显得十分独特。所有企鹅图书都采用同一风格的封面设计，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内容系列：橙色为小说、绿色为犯罪小说、樱桃色为旅行探险、黑色为传
记等等。这些统一的设计，让读者对企鹅品牌迅速产生信赖、并对同一类图书建立阅读期待，加上低廉的定价，读者很容易养成不断阅读企鹅图书的习惯。
企鹅的出现，正好赶上大众阅读时代的到来，读者成为普通人的爱好。为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兰恩还在1937年和1940年分别创办了“鹈鹕”(Pelican)和“海
鹦”(Puffin)两个出版分部，专门出版以教育类书籍和儿童图书，其中既有培养未来企鹅读者的意图，也是为了提高儿童教育水平。二战结束后，企鹅出版社成了和BBC齐名的英国大众文化的旗帜。

当然企鹅历史上最著名的故事，是1970年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主动向官方挑战，与英国政府对簿公堂的事件。英国作家劳伦斯(D.H. Lawrence)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1928年就已经在法国出版，但在英国却因书中有大量性爱描写和粗话，属于不雅作品无法出版全本。1959年英国制定了《不雅出版物法案》，给予警方搜查没收不雅出版物、抓捕有关负责人的权力，但同时新增了一个条款，允许被告人以作品对“科学、文学、艺术、求知或其它公共领域有益”为自己辩护。

这给了作家、艺术家和出版商们一个抗争的机会，兰恩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企鹅在1960年高调宣布将出未删节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次印好了20万册，然后兰恩给总检察长寄去了12本，公开挑战《不雅出版物法案》。政府果然对企鹅和兰恩提出诉讼，这一案子的审理马上成为轰动新闻。兰恩决定以“对公共领域有益”为自己辩护，发信邀请了从知名作家到文学青年的各种人士出庭论证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其中出庭的有著名作家福斯特(E.M. Foster) 和评论家海伦•加德纳 (Helen Gardner) 等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还保留着著名儿童小说作家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一封回信，称虽然自己支持兰恩，但她丈夫非常厌恶此书，因此很抱歉无法出庭云云。

兰恩的策略非常有效，审理中被告方有35人出庭，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愿意为控方当证人，企鹅完胜。兰恩不惜以身试法，其中有多少是为了追求出版自由，又有多少是为了市场宣传，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案子不仅成为出版自由史上的经典案例，而且给企鹅带来极大利润，开禁后的第一天20万册即告售罄，一年内卖了至少两百万本。

兰恩晚年把自己收藏的约7800本企鹅图书捐赠给了家乡的布里斯托大学，每一本上都有该书作者或编辑写给兰恩的亲笔签名。现在布里斯托大学是企鹅出版物收藏最全的地方，保存着从1935年至今企鹅出版的每一种书。

1969年兰恩去世之后，企鹅很快就被卖给了培生朗文集团。新的管理层在出版理念和盈利方向上都做了较大调整，收购了多个小的出版社成为旗下出版分支，同时放弃了企鹅保留多年的封面设计传统，已称不上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出版机构。今天的企鹅，已演变成一个跨国公司企鹅出版集团。

兰恩已辞世多年，但是他缔造的企鹅出版帝国早已成为英国文化演变中的重要一站，今天的许多作者、编辑和读者大都受过企鹅图书的滋养。75年前，兰恩在英国人阅读习惯发生改变时找到了市场契机；当今，网络时代的阅读习惯又一次在发生重大改变，在这一改变中找到新的市场，正是那些渴望成为新世
纪兰恩的出版人所面临的挑战

我去查书后的注释，发现这位德国摄影师名叫 Hedda Morrison，198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在香港出版了她的摄影集《老北京里的摄影师》(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恰好能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看一看，顺便了解一下这位摄影师的生平。

Hedda Morrison 原名 Hedda Hammer，1908年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1933年她已经在慕尼黑学完了摄影课程、做了一阵摄影助理、有一定实际经验，此时她看到一份摄影刊物上的广告，德国 Hartungs 图片社招募一名女性摄影师，注明必须是德国东南部的兹瓦本人(Swabian，斯图加特是其首府)，懂英语和法语，工作是去主理图片社在北京的分部。她说“这简直是为我度身定做”的，而且此时的她不喜欢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所以虽然工资不高(“所以才要女的”)，她立刻决定应召前往。分别时家人送她两件礼物：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和一把雨伞，两件东西在她从意大利 Trieste 港上船之后，都被马上丢掉了海里。

从此她开始了在北京的摄影师生涯，她住在当时法国领事家中，经常单独行动，除了北京城内，她还独自去了周围的西山、山东、承德等地。1938年她离开了 Hartungs 图片社，开始为当地的外国商人、艺术家提供摄影服务，1946年她和英国人 Alistair Morrison 结婚之后离开北京，和丈夫一起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后来随夫去了后来成为马来西亚一部分的沙捞越(Sarawak)。

东便门, Hedda Morrison

作为专业摄影师，除了有较好的技术和经验之外，她也拥有较好的设备和器材，她常用的是一台 Rolleiflex 双镜中幅相机，拍摄建筑时会用一台 9×12 cm 的 Linhof Satzplasmat，这些都让她的作品呈现较高的质量和艺术性。与其他西方摄影师不同的地方是，因为常驻北京，她对当地风土民情了解比较深，喜爱这个城市和居民。在北京的13年她拍摄了超过1万张底片，这些底片和她自己印出裁剪的近6千多张照片在她身后都捐给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燕京图书馆扫描了所有照片，可以在网上浏览搜索。

在北京西山以西拍摄的戴耳环的女人, Hedda Morrison

当然她不是新闻摄影记者(当她来中国时还没有这一概念)，服务对象是所以在这旅行社、游客、作家、收藏家、艺术品商人等等，所以在这5千张照片中，没有多少是新闻事件，大部分是建筑、环境、各种日常生活等。另外在燕京图书馆林希文(Raymond Lum)的一篇文章中说提到说她故意选择不拍摄当时北京丑陋的一面，除了因为她喜爱北京、希望呈现其美好的一面之外，也是因为作为一名商业摄影师，她“知道什么照片好卖”。不过在这本书中，除了风光景物和风土人情外，倒是也有她认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不是乞丐，“他们都是有组织的”，而是那些拾荒者)的照片。

这些照片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是没有记录每张照片拍摄的具体日期，1933-1946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记录不容易猜测哪张是哪一年照的。

她1940年在北京结识了英国人 Alistair Morrison (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George Ernest Morrison 的二儿子)，1946年两人结婚后离开北京，先是去了香港，然后随丈夫去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沙捞越(Sarawak)。作为政府官员的妻子，她继续从事摄影活动，出了好几本沙捞越的摄影画册和回忆录等。1948年她曾短暂地回北京收拾东西，下一次去北京要到30多年后的1979年和1982年。

Hedda Morrison 拍摄的月光下的天坛圜丘。她说在月光下，在灰暗背景的衬托下，白色的圜丘“如同飘浮在空中一般”。

此时她钟爱的北京城墙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高楼和烟囱。她虽然对此失望，但批评的态度还是非常温和的：“很容易让人质疑的是，让北京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以及在这一干旱的地区建立这么多工业是不是件好事，如果能采用一个更具想象力的规划方案，能不能至少保住北京的城墙。尽管如此，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

Hedda Morrison 2001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去世，她丈夫 Alistair Morrison 于2009年去世。

Hedda Morrison 在中国的摄影作品，还于1987年被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题为 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 1933-1946。她在香港拍摄的作品也于2005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Hedda Morrison’s Hong Kong: Photographs & Impressions 1946-47。她的这本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曾由北京出版社出了中译文，名为《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Passport to Peking: A Very British Mission to Mao’s China
作者 Patrick Wright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UP) Oxford (精装本2010年10月28日出版)
定价 £20.00
页数 352 页
ISBN 978-0199541935

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往往被称为中国与西方第一次重新建立官方联系，但是在18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已经开始之际，就有西方国家的政界和民间人士试图与中国建立某种合作和共处的关系。许多人都不知道在1954年的下半年，有3批来自英国的代表团曾访问中国，由周恩来负责招待，与毛泽东举行会晤，其中有英国前首相、时任反对党工党领袖的艾德理、英国工会领袖、一批工党议员、再加上一批拥有各种立场的艺术家。

Patrick Wright 的新书 Passport to Peking，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1950年1月英国政府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为了保护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保证香港的地位，以及发展可能的贸易联系。艾德理领导下的工党政府也对新中国存有希望，毕竟这是一个建立了全民医疗体系(NHS)的政府。于此同时，在美国正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并没有蔓延到欧洲。所以当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和平会议上向西方国家发出邀请，英国马上组成了代表团，分三批前往中国。当时艾德理已经下台，他是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他任职首相期间的外交大臣，工会代表，工党议员等，而第二批的文化代表团则集中了一批立场各异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

遗憾的是，艾德理的访问，并未能打破中国与西方对立的僵局，冷战继续，而艾德理也遭到了美国右翼势力的攻击。

本书的重点，主要还是在这些代表团成员身上，他们对新中国的种种疑虑和想象，共产党执政和东方大国，这两点对大部分成员都带有很大的神秘色彩。

我对这段历史不熟，所以书中的记载很有新鲜感，特别是书中对当时西方国家们各种立场的人士对中国的看法，确实有让人眼界大开的感觉。

这本书我还没看完，也许读完之后还能再写点书中提及的历史事件。

Crimea: The Last Crusade
作者 Orlando Figes
出版社 Allen Lane (精装本2010年10月7日出版)
页数 608 页
定价 £30.00
ISBN 978-0713997040

发生在1853－1856年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在英国几乎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留存在大众文化中的只有历史故事：著名的“轻骑兵冲锋”(The Charge of Light Brigade)已经成了“指挥官昏庸无能，士兵视死如归”的典型，奔赴克里米亚前线照顾伤员的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成为“白衣天使”的象征。至于战争本身，许多人都只能模糊记得这是欧洲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一场无谓的战争。

英国历史学家、俄罗斯历史专家 Orlando Figes 的新作 Crimea 对这场战争进行了重新分析，他采用了大批来自俄罗斯的历史档案，以及从沙皇、将军、到参战的炮兵少尉托尔斯泰、一直到普通士兵军官从战争上写的书信和日记，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战役、结局和后果做了详尽的论述。本书的副题《最后一场基督教宗教战争》(The Last Crusade)代表了作者的观点，他认为发动这场战争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一直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上帝的意愿”。成为全世界的东正教领袖是俄罗斯天授神权，夺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个东正教的第一个首都是他的宗教责任，所以当他在开战前计算成败机会时，不是像赌徒那样衡量输赢，而是像一个教徒那样赌上帝在不在我这边。

这场战争的对手，确实非常奇怪，一个新教国家英国和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国组成联盟，帮助一个穆斯林国家奥托曼帝国，与一个东正教国家俄罗斯开战。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需要借军事行动巩固他刚刚夺取的皇帝位置，而在英国，在报纸的煽动下，公众对俄罗斯的恐惧和仇恨，远远超过了对奥托曼帝国的穆斯林异教徒的厌恶。这是第一场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发动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近代战争，参战的英国军队，社会阶层非常分明，士兵大部份是低下层的贫民，而军官多是贵族成员，俄罗斯军队也是一样，军官是贵族，士兵则大部份是不识字的农奴和农民。战场上还经常出现双方停战收拾己方死伤人员的旧式传统。然而这场战争也有许多现代战争的影子，第一次使用了电报、第一次铺设了军用铁路、第一次大规模挖战壕、第一次采用了麻醉剂、第一次有战地记者做大量报道(英国诗人Alfred Tennyson 1854年创作的著名诗歌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就是在读了《泰晤士报》战地记者的报道而写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是第一次有大批照片留存的战争。

这本书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作者对克里米亚战争后果的分析，他认为这场战争对今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影响深远。在英国，俄罗斯坐实了其“残暴”“扩张”的形象，而战败的俄罗斯对英法的怨恨，不仅在于战败的耻辱，更多的是来自基督教“兄弟”的背叛。这种敌对情绪长期流传下去，让双方永远无法相互信任。这一关系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的东西方冷战，至今这个阴影依然存在。

作者 Orlando Figes 原来是非常受尊敬的俄国历史专家，今年初却卷入了一桩丑闻，他匿名到Amazon网站攻击其他历史学家作品、吹捧自己的书籍的做法被曝光，弄得灰头土脸。本书出版之后，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在给予高度赞扬之余，许多人都表示了不解：既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来，为什么还需要搞那些下三滥的勾当呢？

(Ottoman Empire 原来我写成“奥特曼帝国”，后来有人提醒我应翻译成“奥斯曼帝国”，我不清楚标准的译法是什么，似乎还是“奥托曼帝国”比较普遍一点，还有译成“奥图曼帝国”的。)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Espionage, Empire and the Secret Formula for the World’s Favourite Drink
作者 Sarah Rose
出版社 Arrow (平装本2010年4月1日出版)
页数 288 页
定价£6.99
ISBN 978-0099493426

“Not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是一句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俗语，当时英国盛行喝茶，而绝大部分的茶叶来自中国，所以如果把中国(China)所有的茶(tea)都给你，你都不愿意的话，就可以说明你多么的坚决了。美国女作家 Sarah Rose 的作品用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作为书名，说的正是大英帝国是如何从中国偷走茶叶这一重要物资的。

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是造成19世纪初英中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之一，于是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以后中国政府开始禁烟，英国派军舰保护“自由贸易”，最后爆发了鸦片战争。然而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还是让不少英国人担忧，当时的印度总督 Henry Hardinge 就曾提出如果一旦中国让罂粟种植合法化，不再依赖印度产的鸦片，将会让英国政府失去大笔收入。他和其他许多英国人的想法一致：要把中国茶叶引进到印度种植。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采集到好的茶种，然后必须带到印度，接着要在印度种植繁育茶树成功，最后还要有技术炒制茶叶。不仅过程复杂，而且还是一种偷盗行为。作者 Sarah Rose 写道：“茶叶符合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条件：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必须采用中国特有的某种工艺和流程生产、中国对这一技术极为保护、拥有这一技术让中国在竞争对手面前获得极大优势。”

完成这一任务的是苏格兰植物学家福琼(Robert Fortune)，他出身微寒，父亲是农庄园丁，继承父业的他年轻时就在园艺上出类拔萃。他正好赶上了好时代，维多利亚时期对园艺的需求，第一次把“园丁”的地位上升到了“园艺学家”和“植物学家”的高度，他先是进入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工作，随后被伦敦的皇家园艺协会看中。1842年Robert Fortune 被皇家园艺协会派往中国收集新奇植物，3年之后他满载而归。1848年他再返中国，这次是被东印度公司雇佣，专门前往中国收集茶种。他穿上中国服装，雇了中国跟班苦力，深入西方人从没有去过的中国腹地，辗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采集了几万颗茶种，分两次运回印度。

这无疑是一种商业间谍行为，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却对此一无所知，1849年Robert Fortune抵达武夷山区，受到了当地村民官员和尚们的热情款待，他的目标、大红袍茶种，几乎是当地人送给他的。离别之时，他终于有了一丝羞耻感。“我几乎失去了尊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并不妨碍他偷取茶叶技术，除了茶种，他还在上海雇佣了一批中国制茶工人，带到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的萨哈兰普尔(Saharunpur)植物园。中国茶叶终于在印度生根，很快印度茶叶的产量和价格就超过了中国茶叶，直到今天英国茶叶市场还是由印度茶叶占据着。

本书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介绍：

(土豆网视频链接)

Frank Dikötter
Mao and the Most Deadly Catastrophe in Chinese History
Monday 30 August, 4:00-5:00pm
****/5

Frank Dikötter 是荷兰人，伦敦SOAS教授，现在香港大学任教，他今年出版的新书 Mao’s Great Famine 回顾了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他的材料主要来自是中国各地的省级档案馆，他说中央级的档案馆根本进不去，唯一例外的是外交部，档案已经仔细整理分类，但也已经过严格审查了的，但是要去省级档案馆就容易得多，而且资料也相当丰富。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列出了十来个省级档案馆，包括广东、湖北、河南、山东和甘肃等。档案馆中大部分是当年的宣传材料，但也有内部调查报告、揭发材料、人民来信等，Frank Dikötter 称可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筛选分析。对于第二手资料，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了杨继绳的《墓碑》，但同时指出这本书更像是材料的串联而缺少叙事结构。

他对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估计是“至少有4千5百万”，数字已是极为惊人，但更恐怖的是这些人是怎么死的。他认为在所有死亡人口中，直接因遭暴力致死的有 6－8% (约为2－3百万人)，但是其他人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缺少粮食被“饿死”了。在许多情况下，粮食成了一种武器，饥饿成了政治斗争的结果：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之后，在农村绝大部份粮食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剥夺粮食往往称为对付“坏分子”的惩罚手段，比如有些地区出现了把人分为九等，根据“有用”或“革命”程度给予不同的粮食定量。

许多档案表明，当时的领导层，从上到下不是不知道发生了大饥荒，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有些是为了投机钻营、有些是为了自保，大部分官员都不愿意向上面反映实际情况。在毛泽东依然沉醉于“赶英超美”“大干快上”的浪漫梦想中时，他身边没有人愿意直言对峙。说到这里，他很愤怒地提起周恩来和刘少奇这两位当时的第二三号人物，他认为他们其实很清楚下面的状况，但是却因其“人性弱点”甘心继续跟随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他认为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执行，都要经他之手。这些观点，可能与他在本书后记中提到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有关系。

但是他继续强调，这一无人敢犯上的体系，正是毛泽东自己创造出来的，身边的人也顺从的接受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宗教势力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已经被系统地摧毁，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中。体制内无人愿意出头，体制外缺乏有效的抵制，造成了这场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