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9日的欧盟峰会，对于以后的人们来说，也许会被看作是德国领导欧洲的新开始，或者是英国被甩离欧洲核心的起点。前者对欧盟今后的走向有着关键的意义，后者则对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位置有着深远的影响。

虽然保守党一直是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的大本营，但是历届保守党领导人，从撒切尔夫人到梅杰，虽然都是抱着与“欧洲”――在他们的字典里，那不包括英国――对峙的姿态，但是从未真正和欧洲公开翻脸，相反与欧洲的合作一直在不断深入，因为他们知道，与加入欧洲相比，离开欧洲是更糟糕的选择。不管在哪个政党领导下，几十年来，英国确实是在不断地融入欧洲。所以上周五凌晨卡梅伦决定不参与签署欧元财政统一方案的决定格外引人瞩目，这一行动被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们，包括一批保守党内不在政府任职的“后排议员”、以及几家右翼媒体欢呼为“一票否决”。“一票”是对了，参加峰会的27国，只有英国投了反对票；“否决”却未必，因为剩下的26国签署了会议声明，等于把英国排除在外了。和他的前任们不同的是，卡梅伦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但孤立于欧洲之外，真的是他所想要的吗？

卡梅伦有他的苦衷，他不会不知道英国脱离欧洲的后果，但是这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每次向欧洲走近一步，他的前任都会在保守党内树立更多敌人，往往成为党内分裂，甚至被赶下台的原因。这次欧元危机，他更是没有妥协的空间，一方面德法两国急于救火，并不愿意给这个从不愿意加入欧元但又爱指手划脚的国家太多让步，另一方面英国国内普遍的情绪是欧元危机是“欧洲”国家自己闹出来的问题，凭什么要英国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独立性来拯救欧元？卡梅伦可能觉得，他在布鲁塞尔作出的任何妥协，都会成为保守党内部分裂的诱因，给他今后的地位带来极大的麻烦；相比之下，得罪联合政府中的伙伴自由民主党，其破坏力就小得多，他的计算估计还包括自由民主党不会因此脱离联合政府，甚至他的“一票否决”还能为他赢得更多选票。

但是卡梅伦的“一票否决”，是否就真的意味着英国踏出了离开欧洲的第一步？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显然是这么想的，一向支持保守党、但对卡梅伦有着诸多批评的《每日电讯报》在其社论中称现在英国有了“重新定义与欧洲关系的自由”。卡梅伦的如意算盘大概是以英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欧洲国家会继续容忍英国在自我边缘化，不敢把英国排除在欧盟核心之外。

这大概也是许多欧洲怀疑论者的如意算盘。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一旦英国脱离了欧洲，它的国际地位就会直线下降。英国想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接受它是欧洲的一份子这一事实。英国的独特地位，包括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靠近欧洲。英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让它可以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第三极，它的最佳选择，是能够凭着其独特地理位置和与美国的文化渊源，成为欧洲与美国的中介点和桥梁。一旦失去在欧洲核心圈子内的座席，英国在美国心目的价值就会大为降低。

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是否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们是继续选择相信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更为重要？还是甘愿让英国成为一个富足但没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事实上，在失去了欧美之间“大西洋桥梁”地位之后，英国能否保证自己孤立而繁荣的地位都是一个疑问。正如一位自由民主党人指出：“有些保守党人认为英国能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瑞士，但我看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石油的挪威”，虽然尖刻却十分中肯。

欧洲需要英国，英国也需要欧洲。错过了欧洲列车的英国，没有光明的终点。如果将来人们谈起2011年12月时，记得的只有德国重新执掌欧洲，而不是英国试图自我放逐，那么英国剩下的，真的只有昔日的辉煌了。

管制社会媒体之争体现社会制衡力

英国发生骚乱之时，当地媒体除了大量报道骚乱进展和波及地区之外，也会提及一下世界各地对英国骚乱的看法。其中一则来自中国的报道是《环球时报》上的文章，赞扬英国在管制社会媒体上“现在态度变了”。几天之后，我在财经网看到文章指称“卡梅伦遭中文媒体曲解”，他提出的是禁止策划犯罪活动者使用社会媒体，而非关闭社会媒体。

财经网的认真态度值得赞赏，卡梅伦的这番讲话是在骚乱发生后，在紧急复会的英国下议院有关骚乱的辩论中提出的。他确实只是提出政府会与警察、情报机构和企业界讨论在骚乱发生时是否应该禁止骚乱组织者使用社会媒体。

然而在这件事上，如果把讨论集中于卡梅伦具体提出哪些政策来“管制”社会媒体，实在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忘记了在英国这样一个权力制衡相对完善的社会，英国首相想干什么，并不等于他就可以做得到；即使是他有权这么做，在这样敏感的问题面前，也存在着一个说服公众获得支持的问题。所以即使卡梅伦想管制社会媒体，也没有那么简单。英国政府已经拥有紧急执行权，可以关闭手机信号站等通讯设施，但这么做产生的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会让政府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南都网)

因此在英国，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的辩论，并不在于卡梅伦言论的本身，而是在于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政府是否有权禁止、是否有正当理由关闭社会媒体？

卡梅伦这一提议遭遇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来自对其有效性的质疑。首先，那些最流行的社会媒体如Twitter和Facebook等是否成了组织骚乱的平台，本身并无定论。《卫报》收集了英国骚乱期间在Twitter网站上出现的相关微博250万条，初步分析发现，大部分微博是对骚乱的反应而不是煽动组织骚乱，相反骚乱之后伦敦市民的自愿清扫活动却是在社会媒体上进行。其次，即使发现有人在使用社会媒体煽动组织骚乱，如何做到精准地防止这些人使用社会媒体，还是一个技术上难以实现的问题。

针对这一提议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对政府滥用权力的质疑。今年几个阿拉伯国家发生全民抗议活动之时，和其他西方国家首脑一样，英国首相卡梅伦对这些地区的政府管制甚至关闭社会媒体或互联网的举动提出了谴责，认为这样的做法妨碍了言论自由。现在他提出想管制英国的社会媒体，自然受到对人对己使用“双重标准”的指责。虽然在英国国内有不少人同情甚至支持卡梅伦的提议，但是大部分人担心此风一开，政府和警方会在公民举行正当的游行集会示威抗议活动中采取同样措施，一步步地侵蚀自由表达的权利。

政府有保障公民安全的职责，为提高效率，往往偏向加强权力控制、限制个人自由。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有全面的制衡力，就要看公众到底在多大程度有制约政府行为的能力，不管是通过政治、舆论、法律手段，还是通过手中的选票。

可以说英国政府在处理大多数问题上还是理性和尊重公民自由的。然而其原因之一，正是英国社会不相信政府永远都会自律、永远都能在保障公民安全和言论自由上保持良好平衡，因此公民必须牢牢把握住自己通过政治法律舆论等途径约束政府的权力。一个政府表现良好，往往是因为人民不相信它总能表现良好。

为上一期《南风窗》(2011年18期)所写，是该刊“英伦之殇”专题文章之一：

在英国看骚乱善后

8月初英国发生的骚乱，来得迅猛，去得也突然，在伦敦托特纳姆的火光燃起之后的第五个晚上，一切忽然恢复平静了。这当然和街道上大批的警察有关，不过英格兰中西部的一场大雨，恐怕也起了作用。

骚乱过后，剩下的是收拾残局的工作。街道可以清扫、店铺可以修复、烧毁的房屋都可以重建，但骚乱给英国社会留下的创伤，却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对许多人来说，最让他们失望和担心的，是在骚乱期间，他们所倚重的机构——警察、消防，竟然无法保护他们。而对世人来说，明年伦敦奥运安保是否无虞，是他们最为关心的。

井然有序的秋后算账

骚乱平息，秋后算账开始了。英国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闭路电视这时候起了作用，其实这本来就是警方的战术，在骚乱的第一晚，他们采取的是控制场面而不是主动出击的方式，准备事后根据闭路电视录像来识别和拘捕肇事者。警方失策的地方，是把骚乱者当作了示威者对付，“袖手旁观”的战术，被人看成是警方软弱，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

与对付骚乱相比，英国警方事后的拘捕行动，倒十分高效，一个星期内光是伦敦大都会警区，即所谓的“苏格兰场”，就已经抓捕了至少1500人，并对其中超过800人提出起诉。在曼城地区，警方还开出宣传车，张贴从闭路电视上截取的嫌疑人照片，邀请公众把这些人给“卖”了。

拘押了大批嫌疑人，又因为他们参与了骚乱不允许保释，警方必须尽快处理。于是骚乱结束后的几天内，几个大城市的治安法庭几乎是连轴转，连星期天都破例开庭。治安法庭由推事（magistrate，又译治安法官）或地方法官主理，没有陪审团，当庭就可以给予判决，处理速度比刑事庭快得多。不过治安法庭能判的案子种类、能给出的处罚有限，对于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说，治安法庭可以判处的是“强制令”，要求这些未成年人参与社区服务，以补偿社区和受害人的损失。

人们很快发现，对于这次骚乱的参与者，治安法庭下手很重。原来，负责管理治安法庭的皇家法庭与仲裁署一名高级书记员发出指引，要求治安法庭在量刑时，不再考虑平时的标准，而是增加考虑骚乱因素，因此骚乱时去商店“拿”东西就不再仅仅是盗窃行为了，原来可能是警告或罚款的，这次全部改成入狱。于是发生了诸如一个23岁的伦敦学生从一家被抢的超市拿了价值3.5英镑的瓶装水而被判入狱6个月的情况，而且绝不是个别例子。治安法庭的重判，虽然有人拍手称快，但还是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认为法庭应该体现量刑适度，而不是成为逞一时之快的工具。

不管量刑是否得当，治安法庭确实是快速地审理了大批被捕的参与者，而不至于造成案件挤压，酝酿更多的社会矛盾。那些被指控严重破坏财物、纵火、伤人等的嫌疑人，将由刑事法庭处理，需要陪审团定罪，速度较慢，然而一旦罪成，判决也较为严重。

社区自主收拾残局

在治安法庭夜以继日开庭审判的同时，受骚乱影响的社区已开始了自我修复的过程。骚乱尚未完全平息时，伦敦市民就已自发动员起来，通过社交媒体召集志愿者开始“清扫骚乱”活动。相对于骚乱者毫无顾忌的破环行为，志愿者的扫把成了伦敦人表达社区归属感的道具。连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到现场视察，也举着一支扫把。

在黑暗迷茫的时刻，人们需要英雄，伯明翰的塔瑞克•贾哈（Tariq Jahan）成了一个不情愿的英雄。骚乱期间，贾哈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夜晚在守卫穆斯林街区时，被一辆汽车故意撞死，警方已将此事作为谋杀案处理。许多附近街道的穆斯林和黑人青年，在激动愤怒之下，打算到市中心示威和进行报复。在儿子死后48小时内，贾哈一直在努力劝阻这些年轻人，这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用自己的哀伤和冷静，阻止了暴力事件的扩大。他手持儿子的照片呼吁邻居们克制的场面，十分让人动容。示威与报复行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伯明翰市中心举行的和平吊唁活动，这位平凡的穆斯林成了许多人心中的英雄。

另一个莫名其妙地成了明星的是马来西亚留学生阿斯拉夫•哈兹克（Asyraf Haziq），骚乱期间，一位旁观者拍下了他在伦敦东区街头被打后接着被抢的遭遇，让英国人十分羞愧。但他却很乐观，在下巴骨折、口齿不清之时，就已经笑呵呵地接受记者采访了。这种用微笑面对磨难的积极态度，让英国人喜欢，他不仅被议员邀请参观议会，还成了正在伦敦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的特邀贵宾。

政客与警方各拉战线

如果不是骚乱过后政客与警方的高调争执，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负责国内安全的政府最高首长、内务大臣特蕾莎·梅其实是不能直接指挥警察的。内务大臣有任命和罢免伦敦大都会警区总长的权力，却不可以向他发号施令。骚乱爆发之后，特蕾莎·梅是第一个从度假地赶回来的政府高官，在与各地警察总长开会之后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说了句“我命令警方”如何如何。随后赶回的首相卡梅伦也在议会辩论时称是他要求警方改变策略云云。警方立刻高调回应，说那些话是“没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的人在瞎扯，完全不给政客留面子。

政客要显得自己代表人民说话，警方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样的争执可以理解，不过闹得如此高调，根源在于联合政府与警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警方近几年对付大规模示威游行时，经常被指责下手太重，2009年G20伦敦峰会期间一名警察推倒一名报贩导致他心脏病发作身亡，现在这名警察已经被起诉误杀。警方认为政府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让他们在对付骚乱时难以果断下手，过后政客却又来指责警察软弱。

英国警方对政府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联合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将警方的开支裁减20%。按照警方的说法，经费削减必然导致警察数量的减少，应付突发事件能力降低，这次的伦敦骚乱正好是个例子。保守党却坚称警方应该“提高效率”，经费少了照样可以对付骚乱。卡梅伦“引进”美国警察、当年改变纽约治安面貌的比尔•布拉顿来改革英国警察体系，这等于说本地警察无能，要用美国警察的强势执法取代英国警察的温和协作，让英国警方如鲠在喉。

社交媒体：代罪羔羊？

这次骚乱发生时，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网站Twitter上信息大爆发，其中不少是传闻、谣言，也有一部分是煽动骚乱的。当时警方首脑即警告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煽动唆使打砸抢烧的，必将“受到惩罚”，果然在骚乱之后，两名在Facebook上召集“粉丝”去抢商店的英国人分别被判处入狱4年，尽管这些抢商店活动根本还来不及发生两人就被警察抓走了。

对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负责，英国公众对此并无太大意见，然而首相卡梅伦关于在骚乱发生时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提议，却引发相当多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已有证据表明骚乱者使用社交媒体相互召集，联合发动打砸抢烧，对社会造成了实际的危害，这时候关闭社交媒体不属于损害言论自由。反对者则警告，如果把对社交媒体的控制权交给政府，将开启非常危险的先例，言论自由的存在，正是因为公众不相信政府能保证不滥权。

实际上英国政府是有权力关闭部分地区的手机信号站的，但这一般只能用在其它任何办法都没法控制局面的时候。至于社交媒体，许多人指出其实要控制和关闭非常难，因为使用社交媒体的途径非常多，而且比如这次骚乱中广泛使用的“黑莓”手机短信，其服务器在加拿大，要关闭起来有许多法律问题。不少人相信用户自律才是辨别社交媒体上谣言的最好办法。在骚乱期间《卫报》即发表了《负责任地使用Twitter的九种办法》的文章，提醒读者如果看到微博上出现重大消息，不要随便转发，即便只是为了“求证”，也要直接向发微博的人求证真伪，要求提供细节和证据。

与卡梅伦相比，大曼城警区就更懂得如何有效利用社交媒体，他们的拘捕行动是在Twitter上“直播”的，其中一条微博写道：“刚刚又抓了一个抢商店的。他在Facebook上洋洋得意地说没人抓得住他。他想错了。”

思考成因显示政治分野

骚乱尚未结束之际，对骚乱的成因已经有了激烈的讨论。许多人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伦敦也发生过因示威而引发的骚乱，但示威者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机器。而这次的骚乱，被砸被抢被烧的，却是骚乱者生活的社区中的商店、民居，也就是说他们目标是自己的邻居，更令人不解也是让人忧心的，这些年轻人陶醉于破环的快感中，似乎他们不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对于这次骚乱的成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左翼人士看到的是一个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造就了一个底层阶级（underclass），社会剥夺了他们改善生活的一切希望。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消费品成了身份的象征。那些底层阶级的年轻人，想要的是可以代表他们身份的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手机和运动鞋是最热门的被抢物件。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威尔金森在他《平等指数》一书中所说的贫富分化会造成社会动荡，在这次骚乱中完全体现了出来。

右翼人士看到的则是一个破碎的社会，一个破碎的家庭中孩子不受管教的社会，一个对权威缺乏尊重的社会，一个“对”与“错”模糊化的社会。而这一切，推源祸始，是社会过于自由化。英国记者麦克斯•黑斯廷在《每日邮报》上的文章《多年来自由化教条造就了一代没有道义感、没受过教育、依赖福利、行为残忍的年轻人》最能概括这一看法。伦敦市长约翰逊则用“膨胀的权利感”来形容骚乱者的心态。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要给社会底层上升的希望，或是教给十几岁的单亲父母教育孩子的技巧，都需要政府或是社区机构介入，需要资源的投入。在一个僵硬地执行紧缩政策的联合政府领导下，连警方都无法说服政府减少经费裁减的幅度，更不必提用于社会服务的经费了。所以要根本改善社会底层的状况，让他们融入到社会主流中来，恐怕不是这一届政府能够办到的。

这次骚乱的导火线是伦敦警方枪杀一名黑人青年，而造成骚乱扩大的直接原因却是伦敦警方在骚乱发生初期反应迟缓，执法不力。

枪杀案发生在上星期四，一名居住在伦敦东北部贫民区的黑人青年马克·达根(Mark Duggan)在一辆出租车上被警察枪杀。英国警察平时不携带枪支，所以涉案的警察是专门跟踪此人并认定他随身携带了枪支的。确实在事后的调查中，在现场找到了一支装了实弹的手枪，但达根并没有开枪，警察开了两枪，其中一枪将他打死。此案目前仍在调查中。

星期六下午达根的亲属和朋友到托特纳姆当地警署门口示威抗议，这一直是一场和平抗议，但在夜幕降临之时却变了味，有另一帮人加入，开始砸商店抢东西烧汽车。所有这些都在警察眼皮底下发生，警察们却只能守住街道的一头，不仅没有制止抢劫，甚至无法保护消防车灭火。这 样的画面当晚反复在电视屏幕上播放，第二天，骚乱在伦敦蔓延开了。

警方也有他们的苦衷，目前伦敦大都会警区(即俗称的苏格兰场)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警察总长和负责反恐的副总长刚刚因为窃听手机留言事件辞职，8月份是度假高峰，大部份政府高层，包括伦敦市长、内务大臣、首相和副首相都在度假。在骚乱初期，不仅警方不够重视，警力薄弱，而且也没人愿意拍板。警方高层不愿意拍板驱散骚乱人群，还有另一个原因。近年来伦敦警方在对付示威游行时采取的手法倍受批评，2009年G20伦敦峰会期间推倒报贩致死的那名警察刚刚被起诉误杀，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一边“观察”自然比下手容易得多。

同样的场面在以后的两天之内反复重演，骚乱者感觉到警察不会动手，一下子失去了畏惧感，敢在光天化日下打砸抢。警察则处处落后半步，疲于应付，根本无力实行驱逐或是逮捕骚乱者，用《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来说，伦敦警方“弃守”了街头，让给了“暴徒”。在BBC网站上可以看到8个手持防暴装备的警察面对几十个骚乱者步步退让的视频，代表了当时的形势。直到两天过后，警力大增，伦敦警方这才开始在伦敦大规模拘捕骚乱者，控制住了街道。然而此时骚乱已经开始向英格兰中部和西北部蔓延了。

虽然骚乱只在有限的几个地点发生，但占据了所有的新闻频道的报刊版面，画面让人触目惊心，同时也让许多人疑惑，为什么会发生骚乱？可以说骚乱与达根被杀案已经脱离了关系，这早已不是一场有政治诉求的运动，许多参与打砸抢的青少年，最关心的似乎只是能抢到些什么，能砸烂些什么。

当然与警察之间的积怨，是骚乱爆发的一个原因。这些居住在以黑人为主的贫困区域的青少年，长期以来都是警察重点关照的对象，被警察当街搜查的几率远远高过平均水平，许多人参加地下黑帮，仇恨警察，这次给了他们一个发泄的机会。但许多人认为，在这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估计这场骚乱会成为今后社会学者研究的课题，目前能够肯定的，是大部份参与骚乱的人都处于一种与社会割裂的状态中。首先他们生活在贫困家庭，没有文化也看不到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参与骚乱不需要担心会失去什么，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可以失去，自然更不用担心未来。其次传统的家庭与社区的纽带也拴不住他们，据一些社会工作者说，这些青少年平时就处于在家无人管，在社区没人管得住的边缘状态。

在英国这样一个贫富分化严重、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这些人的唯一身份象征就是他们身上穿的和手上拿的东西了，对于他们来说，既无需向家长交代，也想不到未来的职业前景，这成了他们在骚乱中无所忌惮的重要原因。

一旦警方动员起来，这场骚乱将会渐渐平息，但因此带来的政治影响将会是长远的。从这场骚乱上，有人看到了社会不公，有人看到了家庭破裂，这场讨论将会继续下去，然而在保护公民上的失职，却有可能危及联合政府，首相卡梅伦从度假地迟回来了一天，就面临了相当多的指责。他所期望的，是骚乱能够尽快平息，然后他可以说服英国公众这场骚乱源于传统价值与家庭地位的丧失，而与联合政府的紧缩政策无关。

虽然伦敦骚乱可能有深层原因，也许是因为黑人社区长期积郁的对警方的不满忽然爆发，也许如Channel 4 News 这条新闻中所说，是滋事者“太闲”或是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导致骚乱忽然扩大的原因是星期六晚上警方对滋事份子的放任，让这些人觉得警方软弱，管不了他们，于是一帮十几岁的小混混，不分男女，就开始蜂拥而上咱商店放火了。

这次骚乱的直接导火线是伦敦警方枪杀一名黑人青年Mark Duggan，星期六死者家属朋友到 Tottenham Hale警署门口和平示威，到了晚上却演变成了打砸抢，同时警方只在街道一头组成人墙拦截，对于几十米远的犯罪活动却不介入阻止。这样的画面整个晚上都在电视上，显然鼓励了其他人第二天照样学样。

警方不主动出手制止犯罪活动，一方面是警力薄弱，一方面是缺乏决断。伦敦警方目前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警察总长和负责反恐的副总长刚刚因为窃听手机留言案辞职，其它高层都在渡假。同时伦敦市长、内务大臣、副首相、首相都在海外渡假。对于这一突发事件，本来就没有准备，发生之后恐怕也没人拍板迅速处理，指望骚乱者自行散去。结果却是刚好相反，两天之内暴力蔓延，警方处于手忙脚乱、左支右拙中，更加无法对付骚乱者，于是鼓励更多人参与打劫，陷入恶性循环中。

在英国的政治环境中，对付这样的骚乱本来应该是保守党政府的强项，但是这次骚乱却让联合政府措手不及，卡梅伦迟了一天回国，就对他的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如果不能立刻平息骚乱的话，卡梅伦的首相位置恐怕就坐不长了。

什么样的人看什么样的报纸

在英国电视喜剧系列《是的，首相》中有一段有关英国报纸的台词，大意如下：“读《每日邮报》的那些人自以为在打理这个国家，读《卫报》的那些人认为应该由自己来打理这个国家，读《泰晤士报》的那些人才真的是在打理这个国家，他们的太太们就读读《每日邮报》，读《金融时报》的那些人拥有这个国家，读《晨星报》的那些人认为这个国家应该由另一个国家来管，读《每日电讯报》的那些人认为这个国家确实在被另一个国家操纵着。”

那么《太阳报》呢？“读《太阳报》的不在乎谁打理这个国家，只要她的胸大就行。”

这种说法虽然简单，倒确实反映出英国的报纸有很明确的读者群。对于大报来说，虽然有政治立场，报道有自己的视角，但大部分时候能做到秉持公正和平衡。许多小报历史上曾是英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发言平台，但从1970年代开始走低俗路线，几乎是读者想看什么就登什么，明星秘闻、球队内幕，还有上面台词中“胸大就行”的“三版女郎”——这一风格正是在默多克买下《太阳报》之后开始盛行的。然而正是这些小报，对英国的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是的，首相》在1986年至1988年播出，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英国的报业生态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英国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社会阶层分明，读者群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但是《卫报》仍然是期待社会进步的都市知识分子的读物，《每日电讯报》的读者还是以生活在乡村的中上阶层保守党支持者为主，《泰晤士报》虽然已经不再是“记载历史的报纸”，但还是一份倾向保守和维护建制的报纸——要知道这份报纸和《太阳报》都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旗下的刊物，报纸的性格即使是在同一个老板手中也可以完全不同。

许多年前，大报还把自己看成英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认为可以直接指导政府政策，有时候，社论的口气几乎是直接给政府官员看的。确实，《是的，首相》中汉弗莱这样的人，每日必读《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可能会带着不屑的眼光翻翻《卫报》。

广播电视跟着报纸走

现在的主编们曾更多地需要通过主导舆论来发挥报纸的影响力。虽然英国报纸多年来发行量一直以每年5％－10％的速度下滑，但是在电视、电台、网络等各种信息渠道的竞争中，报纸的影响力非但没有随之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只是现在的报纸不是直接用卖出多少份来衡量影响力，而是通过对当天新闻话题的控制来实现舆论导向的作用。

英国报纸的鲜明政治立场，与广播电视媒体形成鲜明对比。传统上，由于电视和电台这样的传播媒体需要占据有限的波段，英国的管理当局制定了“平衡报道”的规则，每一家广播电视媒体都必须遵守，由独立机构“通讯监管署”（Ofcom）负责监管。电视电台在报道新闻时，非但不能有“本台立场”，而且必须覆盖各方观点，小心掌握报道的平衡。默多克在美国可以搞一个右翼立场的福克斯新闻电视台，但在英国，即使他买下天空卫视（BSkyB）的所有股份，天空新闻（Sky News）还是不可能变成英国的福克斯新闻。

广播电视媒体的这一特点，导致了报纸经常在决定当日新闻热点上占据了先机，一旦某个新闻成为当日热点，像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传播媒体必然要跟进报道，在报道角度上往往很难脱离报纸预设的角度。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一家慈善机构对东欧移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在英国待了超过一年后就很难得到安置、就业方面的帮助。第二天几乎所有的小报，包括《太阳报》的头版都是“东欧移民赖在英国不走”，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也是从东欧移民在英国待多久这一角度报道，只有《卫报》报道了这家慈善机构的本意：呼吁给东欧移民更多跟进式的协助。

英国政要怕小报

英国报纸、特别是无所顾忌而又读者众多的小报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的力量，让政客们感到恐惧。如果不能得到小报的合作，那么不仅任何一项新政策都有可能还未实施就被小报“唱衰”夭折，更可怕的是如果小报认为你不称职，一直与你作对，能在台上待多久都是个问题。如果不小心被揭出个丑闻，虽然可能完全是私事，那么你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就终结了。所以近十几年来英国的高级政客们学会了花力气“协调”小报媒体，往往从小报的前记者、编辑中选择新闻官，前工党首相布莱尔的媒体沟通顾问坎贝尔曾是小报《每日镜报》的政治版编辑，现任首相卡梅伦选择了《世界新闻报》的前主编库尔森当媒体沟通顾问，却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

默多克的势力太大了

让英国政要和其他英国媒体担忧的是，默多克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在窃听事件爆发前，新闻集团在英国已经拥有两家大报和两家小报，又马上可以全资拥有天空卫视。一个有跨媒体垄断地位、和政府高官联系频繁、与警方过从甚密、在新闻操守上大有问题的媒体机构，如果又不惜为实现商业利益而强势地施展自己对政界警方的种种影响力，那么对于英国政治的运作来说，已经造成了威胁。只是过去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看上去如此强大，没有多少人敢对它说不。

等到窃听事件爆发，自然成了墙倒众人推。曾经宣称要向新闻集团“开战”的商务大臣文斯·凯博的话一针见血：现在的状况仿佛是“独裁者倒台之际，所有人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一直都是反对他的。”现在看来，默多克想全资拥有天空卫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不再可能。但是在商业化媒体时代，媒体大亨的存在是不可能避免的。现在英国政界和媒体想做到的，是限制出现默多克这样一人独大的媒体帝国，同时保证媒体老板“守规矩”、不干涉编辑自主权，并且建立监督机制，防止政客与媒体大亨走得太近。

这些目标看上去很理想化，细节却十分模糊，怎么才能实现是个未知数，但是至少各方在媒体多元化上已有非常强的共识：不怕有不同的声音，就怕因观点不同而被噤声。

手机留言窃听案爆发之后，媒体大亨默多克亲自到伦敦处理危机。本周二他和儿子詹姆斯一起到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与体育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在这场受到极大关注的听证会上，除了面对泼奶油泡沫的示威者时还需要妻子邓文迪“出手救夫”之外，默多克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面对议员们咄咄逼人的提问，默多克几乎每次都是诚恳严肃地回答“我不知道”，詹姆斯则会在侃侃而谈一番后说“其实没有人告诉过我”。于是许多有关手机留言窃听的关键细节，依然是一个谜团。

但是这一听证会的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两种力量的公开对峙，一方是媒体大亨手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议员被民主制度所赋予的权力。正因为如此，默多克在听证会上的一番话就特别耐人寻味，2010年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之后，默多克一家被邀请到唐宁街十号，“从后门进入”，接受新首相对他的谢意。大选期间，新闻集团旗下四份报纸为保守党提供了强大的舆论的支持。但是默多克紧接着补充道：他和前首相布朗也很熟，“我们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

第二天轮到首相卡梅伦面对议员们了，在下议院的辩论厅内，卡梅伦被议员们反复追问他和新闻集团高层的私下见面时，有没有讨论过新闻集团意图全资拥有天空卫视之事？卡梅伦不肯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强调见面时从没有“不适当”的谈话。但是自从卡梅伦去年5年成为首相以后，他与新闻集团的高层见了26次面，难道会从未提及这桩新闻中的大事？

做得再为隐秘，每次都从后门出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与英国政界高层的密切关系一直都不是秘密。据前首相布莱尔的副新闻官回忆，布莱尔与默多克之间确实有某种默契，不是朋友但至少不会作对。之后的布朗显然也没有抗拒与默多克交往。而卡梅伦不仅获得了新闻集团旗下报纸的支持，他的新闻官还是《世界新闻报》的前主编安迪•库尔森。问题在于，政客与媒体间关系过于密切，到了有默契的程度，其后果要么就是政客被媒体操纵，要么就是媒体成为政客的传声筒。

新闻集团与警方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伦敦大都会警区的45名新闻官中，有10人曾是《世界新闻报》的员工。几年前决定对手机留言窃听案停止调查的副警察总长叶茨，就和《世界新闻报》副主编沃利斯是好朋友，在他的推荐下沃利斯成了大都会警区的媒体顾问。现在两人一个因调查不力辞职，一个因卷入手机留言窃听被捕。

有许多人会奇怪，在英国这个制度严格、程序透明、媒体自由，公务员相对清廉的社会，怎么也会出现种种丑闻，去年是议员滥用津贴制度变相为自己增加收入，现在出现媒体可以不顾操守到窃听犯罪活动受害者的手机留言，在警方内部则时有收受贿赂向媒体通风报信的。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各种形式的权力都对人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当两种权力靠得太近时，相互利用的诱惑太大，这时野心与贪婪对人的腐蚀、对社会的破坏变得更为强烈。

检验一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要看丑闻是怎么被揭发的。去年议员津贴丑闻是由《每日电讯报》在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被揭发出来的，这次手机留言窃听案，则是在《卫报》多年不倦地追踪下曝光的。一个独立而多元化的媒体环境，是一个社会能够不断自我诊断、自我清理的重要保证。

以下是为《南方都市报》写的有关这一事件的一则评论

媒体监督政府 谁来监督媒体

英国的手机留言窃听丑闻，两个星期内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桩新闻两星期前还被许多主流媒体忽略，现在是每家报纸每天的头条。两星期前，媒体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英国天空电视台(BSkyB)全部股份的行动已越过重重障碍，唯一的悬念就是出多少价了，本周新闻集团却宣布撤销收购计划。这一决定虽然做得突然，却并不出人意料。且不说英国议会三大党联合通过动议要求撤销收购，如果连新闻集团旗下的《泰晤士报》都在连续大篇幅报道窃听丑闻，那么对于新闻集团来说，现在收购确实属于“气氛不宜”。

一份小报用窃听手机留言的做法打探他人隐私――其中不仅包括名人明星，还有罪案的受害人，这一行为固然恶劣，但是何以导致英国上下如此一致强烈抵制新闻集团？其实英国政界与媒体担忧的，是“不择手段”的新闻集团在占据更多媒体平台之后，将对英国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产生的毒化作用。

闹出窃听丑闻的《世界新闻报》是英国销量最大的星期天小报，以报道大小明星的独家秘闻著称。这份报纸是默多克1980年代初进军英国媒体时买下的第一份报纸，收购之后这份报纸改走低俗路线，销量大增，财源滚滚，成为他全球媒体帝国的起点。除了《世界新闻报》，新闻集团在英国还有另一份畅销赚钱的小报《太阳报》以及两份赔钱的大报《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一旦在天空电视台的股份从现在的39%变成100%，新闻集团的控制力将覆盖两个媒体平台。

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媒体拥有监督政府的职责和影响力。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私营媒体的目标是商业利益。媒体大亨为追求商业利益而施展其媒体的影响力时，他手下的媒体就不再是观察与报道的角色，而是直接参与权力运作。媒体大亨既可以对政府决策有关键影响，却必不象民选官员那样需要向公众交代，许多人认为这一现象违背了民主政治的精神。

在以私营媒体为主的社会，这一问题并没有良好的解决办法。许多时候一矛盾没有爆发靠的是媒体老板们自律，在下放编辑自主权的同时，与政界保持一定距离。但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做法似乎刚好相反，十分张扬。英国报纸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在每次大选前都会宣布支持哪个政党，但只有《太阳报》会自诩自己“造就”了或是“扼杀”了某位候选人。关键是政客们还都吃这一套，英国最近的三位首相：布莱尔、布朗、卡梅伦都曾试图与默多克建立良好关系以求得有利于自己的新闻头条，卡梅伦甚至请来了《世界新闻报》的前主编安迪•库尔森做新闻官。新闻集团旗下报纸在政治上的强势态度，让许多政客敢怒而不敢言，这种不满终于在窃听丑闻后爆发。

然而如何监管媒体，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目前英国报纸采取自我监督的方式，但是在窃听丑闻中，作为自我监督机构的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两次发布调查报告称窃听手机留言在《世界新闻报》中属于“个人行为”，并且已“不再发生”。这一自我监督的是被，让人们对这一形式失去了信心。但如果由政府机构或法庭介入监管媒体，反对的声音将会更大，因为这将直接威胁新闻自由。折衷方案就是要么建立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自我监督机构，要么以独立监督机构的方式进行，与目前英国监督传播媒体的独立机构Ofcom类似。

手机留言窃听丑闻远未结束，默多克本人已经同意参加下周二举行的英国议会听证会，到时候新闻集团在英国的前景将会更为清晰。同时对于媒体的运作与监督的讨论，还将会一直继续下去。

上个星期英国联合政府出现了一次“最快速的转軚”，一个改革方案从提出到收回，不超过两天时间。

星期一《卫报》刊登了对联合政府中负责高等教育的次长威利斯(David Willets)的专访，其中威利斯提出，为改善大学财政，顶尖的大学可以施行“计划外招生”，对于那些成绩达到入学资格但没被选上的学生，可以让他们选择缴纳全额学费——— 每年1.2万到2.5万英镑不等，相当于海外留学生缴纳的学费，凭此成为大学“扩招”对象，获得入学资格。

这一方案有点实用主义，但也算不上是见钱眼开。威利斯还是花了一点心思考虑如何避免出现有钱就可以上大学这一结果的，比如大学可以采用在选择学生时隐藏家庭经济状况等。但他毕竟难以回答这一问题：如果学生不是成绩不好，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缴纳全额学费？这一政策很快就被大部分人诠释成“有钱可以买学位”，遭到几乎所有人的批评。第二天首相卡梅伦接受BBC采访时就没有表态支持，反而说“能不能上大学，靠的应该是学习能力，而不是支付能力”，同一天下午，威利斯在众议院接受紧急质询时已经完成“转軚”，他的改革方案变成了鼓励和允许企业和慈善机构出资赞助学生上大学的政策。

一个“扩招”方案能够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反映出在英国，高等教育依然被看作是提高整体全民教育水平、改善社会阶层升迁的手段，而非个人“投资未来”的市场工具。这一理念是英国高教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全球教育市场化的剧烈竞争中，这样的体制和理念正面临着考验。英国的高教系统以公立学校为主，全国一百多所大学中，仅有寥寥可数的几所私立大学。从牛津剑桥到刚刚成立的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大学，都是公立大学，每招一个学生，政府给予一定的教学资助。顶尖的英国高校必须与美国大学竞争，但是既不能像美国的常青藤联盟私立大学那样自由收取高额学费，又缺乏美国大学的校友巨资回馈母校的传统，加上科研商业化程度有所欠缺，自然出现资金薄弱，底气不足的感觉。与此同时，政府来为了提高全民素质，需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近年来政府教育经费支出随着大学生人数的膨胀而急升，在预算紧缩的大环境下，越来越有捉襟见肘的感觉。

对于保守党这样信奉市场理念的政党来说，靠市场来解决高教经费缺乏的问题是很自然的想法。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说服高教市场化并非私有化，不会动摇全民教育的根基。联合政府上台后对高教系统所做的重大改革之一是立法允许大学大幅上涨学费，学费封顶从原来的每年3000英镑升至9000英镑。这一政策其实在市场化上是完全失败的，几乎所有学校都一致收取9000英镑学费，并非产生学校间的竞争。但是虽然此举面临大学生和高校教师的强烈反对，却并未引起公众不满。

但是在威利斯的“计划外招生”方案上，“花钱买学位”的痕迹实在过于强烈。即便是教育市场化的坚定支持者，也会觉得此举缺乏公平性。对于反对教育市场化的人来说，更是坐实了保守党企图将高教私有化，把大学入学资格当商品卖这样的看法。

学位有价，但不是有钱就能买到，这就是英国人对高教市场化的底线。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爱尔兰的国事访问，是英国国家元首100年第一次访问爱尔兰。上次在1911年，当伊丽莎白二世的曾祖父乔治五世访问都柏林时，爱尔兰还是大英帝国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的士兵还曾为英国出征，伤亡人数达5万人。虽然爱尔兰独立一般定为1922年，但实际上一直到1948年才正式有“爱尔兰共和国”。在这之后则是北爱尔兰的动荡。爱尔兰的国家身份，一直是与英国有关，不管是以宗教和血统联系，还是以对英国皇室的仇恨的方式呈现。所以这次女王的访问，被看作是英国与爱尔兰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对一些爱尔兰人还说，是可以不用再恨英国了，虽然对于年轻一代的爱尔兰人来说，可能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国恨家仇的负担。

在这次访问中，女王作为亲善大使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她代表着英国皇室，从她身上可以回溯英国对爱尔兰统治。所以她的一举一动，其象征意义非常强烈，连一些欧洲报纸都把女王访问爱尔兰的照片放在了头版。许多媒体把女王向爱尔兰独立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献花圈作为象征性时刻－－那些人是在与英军作战中阵亡的。而爱尔兰的 Irish Examiner 选择了女王在爱尔兰总统宫贵宾留言簿上签字的瞬间－－因为她已是“客”，而不再是爱尔兰的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