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Close 是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还是一位科普作家，他的新书 Antimatter 讲的是神秘的“反物质”(antimatter)。Ian Sample 是《卫报》的科学记者，他的新书 Massive 是一部科学历史书，追述所谓 God Particle 的发现过程。两位的特长是能把复杂的科学假说和枯燥的科学历史讲得井井有条，栩栩如生。

根据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在宇宙大爆炸的一瞬间，巨大的能量同时转化为物质(matter)和反物质(antimatter)，我们都是由物质组成，物质如果遇到与之相对的反物质，将会导致两者同时消失，同时释放巨大量能。然而大爆炸之后产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之后，反物质就不见了，Frank Close 说科学家们无法解释那些反物质去哪儿了。反物质并不神秘，欧洲量子物理实验室(CERN)就在制造反物质，这就是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的基础了。但是Frank Close 指出，这里面的数字是很重要的，20克反物质氢离子就有一颗原子弹的能量这是没错，但是目前CERN每小时能制造2000个反物质氢离子，假设能提高到每秒2百万个，要生产20克得花100亿年，用量子物理学们的语言，这是“not trivial”，即不可能实现的。即使等得起，生产这么多反物质所需要的能量也早就超过一颗原子量的能量了。

Ian Sample 的新书 Massive 是一部科学历史书，也是一本科普读物。所谓的 God Particle 是媒体给的名字，量子物理界被称为 Higgs Boson，其中的 Higgs 就是爱丁堡大学的荣休教授 Peter Higgs了，Ian Sample 讲述了他第一次来到爱丁堡采访 Peter Higgs 的故事。当然这个 Higgs Boson 的发现者其实同时有好几个，Ian Sample 一一追踪了这些科学家的故事。Higgs Boson 被认为在宇宙大爆炸初期出现，但从没有找到过。2008 CERN在日内瓦建造的地下环形加速器LHC第一次启动，吸引了大批媒体的关注，就是因为用这台加速器能在找到所谓的 God Particle。

这场讲座的提问中，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大爆炸是怎么发生的？在大爆炸之前有什么？Frank Close 给了比较清晰的回答：大爆炸之后出现了时间、物质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物理规律，所谓大爆炸，是在这一点之后，人类可以理解在宇宙中发生了什么，在这之前的一切，我们目前无法理解。而且要知道所谓“之前”、“之后”是时间概念，这一概念只有在大爆炸之后才有，大爆炸并不是在一个线性的时间轴上的某一点，可以说是时间的起点，起点“之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恰好今天英国量子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发表“宇宙大爆炸不需要上帝”的言论，其实是他的新书 The Grand Design的宣传。上面 Frank Close 给出的宇宙爆炸的解释，是现在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是大爆炸如何发生，科学和宗教都有解释空间，宗教人士可以说是上帝(广义的上帝、一种超级的存在)引发了宇宙大爆炸，科学家们则推出了多种理论试图解释，string theory是其中之一，霍金认为，在 string theory 基础上产生的 M theory，已经足以解释宇宙大爆炸的发生，所以就不需要用上帝来解释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不是所有的量子物理学家们都同意这种解释。

图书节把这两位作者放在一起，显然是因为两人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上立场不同，Ha-Joon Chang 是的新书 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是用浅显的手法解开资本主义的假面，比如“市场总能决定正确的价格”、“监管越少经济越活”这些观点，而Anatole Kaletsky 更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能力，他的新书 Capitalism 4.0 试图说明在经历了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之后，将会出现一套新的资本主义理念。

两人在讲台上也喜欢以立场的不同开玩笑，但其实两人的观点相差得并不远。Anatole Kaletsky 一再强调，虽然自己相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但绝不是“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

他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1) 1776－1815年间形成的资本主义，完全没有政府监管；2)1940－1945 年形成的战后凯恩斯主义，这一阶段的信条是“政府总是对的”；3)1978－1982年期间开始形成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信条正好相反：“市场总是对的”；4)2008－2009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之后的新型资本主义，也就是他书名中的Capitalism 4.0：“市场和政府都是错的”。

他认为认识到市场可能出错，有时候是灾难性的错误，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应该把市场当作一种“自然力量”(force of nature)。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泡沫永远会存在，金融业也不例外，正因为金融业一旦出现问题肯定需要政府出手拯救，所以金融业平时就应该买下某种保险。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发展Capitalism 4.0，那么中国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资本主义体系，但那就不是基于民主理念，而是一种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

Ha-Joon Chang 的书不是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在不少观点上与 Anatole Kaletsky 相似，他同样相信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不是因为政府懂得更多，而是为了减少系统中的复杂性，这样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市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教条之一“减少监管－创造财富－重新分配”并没有带来高度的增长，这些观点可以反映在他在《卫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的预测比较乐观，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一个专制社会，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富裕起来之前就采纳民主制度的，中国在逐渐富裕之后，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对于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两人都同意是因为中国消费太少，Anatole Kaletsky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没有流入人民手中，“国富”的速度超过了“民富”。Ha-Joon Chang 则用南韩的例子说明人民消费习惯的改变需要时间，但是消费文化一旦形成，将会势不可挡。

对于英美两国目前的经济政策，两人都同意目前联合政府的紧缩政府是错误的，政府此时应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准备，投资基础建设、能源等，创造需求，这样经济很很快恢复增长，就可以避免Martin Woolf所说的“零增长世纪”，然而英国政府的做法正好相反，美国在经济政策上更趋保守。

对于环境问题，两人似乎都很乐观，我怀疑两人是否都是那种相信科技能够解决环境问题的人。Anatole Kaletsky的一个观点是政府应该介入，其方式是通过对环境定价，如果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反映在燃油、食品等的价格中，人民的消费习惯很快会发生改变，在这一点上，不能相信市场能够自动制定合理的价格，必须政府主导，市场跟进。

新书的部份章节昨天就转到了《卫报》，今天的《卫报》和《泰晤士报》(新工党时期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持布莱尔)的头版都有自己的“独家”摘录和分析。今天晚上BBC2会播出Andrew Marr对布莱尔的采访。布莱尔与布朗之争，自然是众人最研究的地方：“布朗的EQ为０”，你会觉得意外吗？。

当然我们不必为这本书的销量操心，我觉得它的最大市场是在美国，在美国他依然被许多人拥戴，难怪新书在英国出版之际，布莱尔却飞到了美国和希拉里见面，他可能会觉得在美国他更被人理解，他的把这本书的所有利润捐给老兵协会的举行也更会被人赞赏，而不是想英国人那样报以怀疑和鄙夷。

2010年的爱丁堡图书节已经结束，在举办的超过700个讲座中，有近三分之一是针对儿童的节目。这是一个为家庭观众着想的图书节

参加图书节的作者背景差别很大，有哲学教授(AC Grayling)、另类小说作家(Emily Mackie)，还有儿童读物作家 Jacquline Wilson，她是专门来主持儿童讲座的。

图书节举办地的 Charlotte Square内，到处都有跑来跑去的孩子。

图书节内的儿童书店，和旁边的成人书店面积一样大。

还有专门换尿布的地方。

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由多个不同主题、采取不同组织方式、独立进行的艺术节所组成，而原本是小兄弟的边缘艺术节(Edinburgh Fringe)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日盛，可以说已经从“边缘”成为了主角。

边缘艺术节在开办之初，并无特定宗旨和统一的主题，其实就是为了在“外围”(fringe)沾点儿“官方艺术节”即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光。1947 年二战之后的英国，物质和精神生活依然贫乏，为繁荣苏格兰与英国的文化生活，爱丁堡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艺术节。看到国际艺术节带来的观众和人流，8家剧团决定不请自来，同时举办自己的艺术节，当年还没有任何名字，到第二年才有了“边缘”(或“外围”)的名称。

60多年来，边缘艺术节一直秉承了“边缘”特色，无特定主题、参加艺术节完全靠“不请自到”、无需经过任何筛选，但是其规模却在一年年的扩大，逐渐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艺术节。2010年的边缘艺术节共有2453种演出，组织者形容说，如果每天连续看8个小时的演出，所有的演出要花一年时间才能看完。边缘艺术节官方网站的首页上，有一个看上去像是机场公告牌的滚动列表，平均来说，每隔10分钟就至少有10场演出“起飞”。

爱丁堡艺术节的成功，可谓凭借了天时地利人和：艺术节的举办时机，是二战之后文艺活动刚刚复苏之际，行了风气之先，这是天时；夏季的爱丁堡和苏格兰，正是旅游高峰，世界各地的游客众多，这是地利；爱丁堡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当地居民的支持捧场，这是人和。

但是边缘艺术节能够在众多艺术节中独领风骚、其锋芒甚至盖过了“老大”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还是有其特别的经验。一方面边缘艺术节的无主题无筛选特色，鼓励了大批不知名的艺术家来这里磨练身手、寻求突破，另一方面无主题无筛选不代表自生自灭，其实边缘艺术节有着相当周密的多层次组织系统。

每年边缘艺术节组委会都会出版一本厚厚的节目手册(今年的有344页)，免费发放，其中列出了所有的演出节目，包括演出时间、地点、票价和简单介绍。对于缺乏宣传资金的艺术家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广告。组委会还负责售票、公关以及联络演出经纪人(promoter)，有自己的新闻中心协助媒体宣传，艺术家们则可以从组委会那里了解到哪些刊物的记者、哪些演出经纪人回来观看哪个场次的演出。

边缘艺术节的另一个特点是“节中有节”，即内部包含小型的艺术节，有些是由演出经纪公司组织，有些是与演出场地挂钩。在艺术节的组织过程中，有些场地不是只管收租、来者不拒，而是主动积极地挑选演出团体，形成了“节目抱团”的现象：同类节目如剧场、音乐、喜剧、儿童剧等聚集在一起，达到了相互宣传、鼓励观众入场的效果。这些组织者还会特别地推介旗下的节目，比如今年贵州少数民族歌舞团的《鼓韵·蝉之歌》参加的是水平较高的 “环球艺术节”(Universal Arts Festival)，组织者自己独立印制宣传手册，登在封面上的是穿着艳丽民族服装的贵州女演员。这个节目还同时得到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的赞助，更是多了一条宣传渠道。

边缘艺术节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财政不依赖政府，每年得到的财政补贴不到20万英镑。相比之下，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就显得非常昂贵，每年的预算达9百万英镑，其中一半来自政府补贴。面临政府预算大幅消减的威胁，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总监乔纳森·米尔斯(Jonathan Mills)承认明年的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小。

对于这两个艺术节在成本和效益上的极端反差，有人建议说不如干脆取消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这显然是一种短视的想法，正如乔纳森·米尔斯所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所做的节目：如今年来自法国的大型歌剧《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和来自墨西哥的歌剧《蒙特祖玛》(Montezuma)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大型高端的演出，边缘艺术节的影响力也会大减。

所以“边缘”艺术节虽然成了“主角”，但组织者们明白，只有一台“群戏”才能吸引到最多的观众。据估计，爱丁堡的多个艺术节每年给苏格兰带来的经济收入超过1亿8千万英镑，阳春白雪与先锋实验同在，大型歌剧与单人演出并存，这种节目层次上的平衡，以及边缘艺术节在“无主题”自由演出背后的周密组织，是爱丁堡艺术节能够长期保持成功的重要原因。

去看演出之前，我对 Frances Ruffelle 没有一点了解，后来才知道她在音乐剧场上原来还是个有名的演员，1985年第一次在伦敦排演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英文版的时候，她是剧中的爱潘妮(Eponion)，以后还演过《芝加哥》等音乐剧，还在1994年代表英国参加了欧洲电视歌曲大赛。

我去看这场演出，是想看看今年边缘艺术节上流行的cabaret，一种在餐馆或夜总会演出的歌舞演出，这个演出的地点，王子大街西头的 Ghillie Dhu 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当然她的节目名称《衣衫之下》(Beneath the Dress)也颇有诱惑力，于是选择了这场演出。

Ghillie Dhu 原来是一座教堂，高高的屋顶下挂着三座巨大的环形蜡烛台，大跨度的餐厅里摆着长条形的餐桌、长条板凳式的座位和长条形的沙发，舞台对面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原来的管风琴。观众们进场之后，可以到一边的吧台买酒，然后找个靠近舞台的圆桌或是两侧的沙发坐下，舞台上的乐师已经就座了。

灯光渐暗，音乐开始，这时聚光灯打到观众的一侧，穿着黑色长群、银色束腰(corset)的女歌手出现了，她的歌喉低沉而略带沙哑的，有一种抓人的诱惑力。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始边唱边用诱惑的姿态脱衣服(要不然这个节目怎么叫《衣衫之下》)，在corset 和黑色长裙之下，是她的……另一套看上去像是轻绸的短裙――很好理解：穿着紧身的corset 是没法唱歌的。

她唱起歌来，音量可以震慑全场，加上她低沉的嗓音，飘扬的长长的卷发，坐在台下，仿佛有一种魔力把你压在座位上。我对她演唱的曲目完全不熟，其中还有一首法语歌曲，我只能听出 When You Go Away 、Long John Blues 这样比较容易识别的歌，还有她光脚渔网丝袜穿过全场爬上舞台对面的管风琴上唱的那首“I Slept With Someone … Intervention”(后来才查到中间没有听出来的部份是 Who Handled Kurt Cobain’s)。

但是从演唱风格上我还是能分辨出演出的两种风格，前半部接近摇滚，后半部更为抒情悠长，我还是喜欢后半部。她的嗓音、她的全情投入，在唱慢歌时，我都能感到她全身喷射出来的激情和力量。

Reel-to-Real
Huairou Management and Broadway Asia International
Pleasance Courtyard
4-29 August, 18:00, 1 hour 10 minutes

****/5

《何处寻爱》是由北京怀柔区投资的音乐歌舞剧，故事是一个乏善可陈的老套的百老汇歌舞剧情节，似乎是50年代的纽约，某大亨在决定把他的全部财产给予他的双胞胎儿女中的哪一个之前，让他们俩参加一场长途竞赛，一个往西，一个往东，谁先抵达暂时保密的终点可以获得所有财产。既然已经告诉你是谁投资的，相信你不难猜出比赛终点在哪里。

借着这个框架，剧中加入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歌舞，不过大部分还是百老汇歌舞常见的形式，还翻唱了多首百老汇歌舞剧中的著名歌曲，比如 Diamond is Girl’s Best Friend――剧中出现了一个玛丽莲•梦露演出的角色；还有 Singing In the Rain，New York New York等等。这一节目的独特之处，是在向电影致敬上，视频投影是演出的重要一部份。不仅仅是在舞台背后的大屏幕上打出与歌舞相衬的影视片段，更有特色的是许多局部视频投影。女主角的梦中情人是《北非谍影》中的里克，于是在可移动的小屏幕上，会打上电影中里克的片段，与舞台上的演员发生“对话”。为表现沿途的异国风情，会让女演员穿着热带服装，骑在“大象”――一块可移动的屏幕上投上大象的视频――走过舞台。

这些精巧的设计，需要视频投影和小屏幕之间，以及投影与演员之间默契的配合，看到第一幕 New York New York 中的“吧台”演出，观众们都为其配合默契发出笑声。许多观众是被这些舞台设计所吸引前来观看，时时出现的惊喜，相信让大部分人面带着微笑地走出剧场。

在边缘艺术节中，这台演出虽然也只有70分钟，十多名演员，但已经算是大制作了，需要特别搭建舞台，由于大量采用视频投影的设计，这台节目让人觉得很轻盈欢快，简单的舞台设计，只要创意丰富，就可以给予观众多姿多彩的享受。我去观看的这一场，至少有300名观众，在竞争激烈的Pleasance剧场是相当不错的成就，希望这个剧团能在这个节目基础上排演出完整的歌舞剧来。

Michael Burleigh
The Moral Maze That Was the Second World War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Friday 27 August, 3:30-4:30pm
***/5

那些政客和将军们，带他们让国家、人民与士兵卷入战争之时，有没有道义上的压力？有没有考虑过战争是否正义？历史学家 、德国二战历史专家 Michael Burleigh 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希特勒也爱大谈人权，只是他嘴里的人权，只有他眼中的高等人种雅利安人才配享用，在他看来，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残疾的德国人都可以用维护雅利安人的人权来辩护。

Michael Burleigh 的新作《道义冲突》(Moral Combat)着重讨论的是二战中，各方面临的道义问题。二战可能是“善与恶”最清晰，最没有道义难题的一场世界大战，但是盟军在决策中，依然面临许多道义压力，近年来谈得较多是二战后期盟军对德国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战略轰炸，不仅把德国城市炸成瓦砾，还造成大量德国平民的伤亡。或者还可以加上诺曼底战役中的盟军轰炸行动，同样造成大批法国平民伤亡。另一个长期面临“是否正义”挑战的决策是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为什么要向人口集中的城市投？有没有必要投两颗？

Michael Burleigh 认为在这两个方面盟军的决策总的来说在道义上都是比较没有疑问的，战略轰炸大部分发生在德国东部，是对盟友苏联的支持，为了切断德军的运输线和后方基地；向日本投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远远小于盟军在日本登陆、以及在中国的东南亚各地与日军交战可能造成的伤亡(当时的估算伤亡数字是美军60万，日军包括平民80万)，而在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知道第二颗原子弹投下之后才意识到不投降的话日本将面临灭顶之灾。

从这两个决策上还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二战时期政治领导人的影响。一战期间漫长的战壕僵持战，造成大批士兵伤亡，这一惨痛经历让二战时盟军领导人相信对敌人要一击倒下(knock-out blow)，避免战事拖下去，对德国重点城市的轰炸，对日本投下原子弹，都有这种理念的影子。

一战的经历也对二战前夕绥靖主义(appeasement)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目睹一战时期士兵的伤亡，使得一些领导人愿意付出代价避免与德国交战，或是更愿意相信希特勒的和平承诺。

一个有趣的问题会是二战的经历对以后的领导人在做出战争决策时，有什么样的影响？

Stephen Poliakoff
Dipping into Britain’s Shadowy Wartime Past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Monday 23 August, 8:30-9:30pm
***/5

我起先不明白电影电视导演 Stephen Poliakoff 为什么出现在爱丁堡图书节，难道他也开始写小说或是自传了？后来去看他签售处旁边的书架，才想到他是一直是自编自导型的电影人，几乎所有的电影电视作品都出了剧本，还包括舞台剧的剧本。

Stephen Poliakoff 是我喜欢的导演，他是以编导舞台剧出身，然后转移到电影电视的编导上，电影拍得不多，相比之下也不如他的电视剧成功。他的几部电视剧作品：Shooting the Past (1999)、Perfect Strangers (2001)、The Lost Prince (2003)、Friends and Crocodiles (2006)、Gideon’s Daughter (2006)、Joe’s Palace (2007)等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最出名的电影可能是Close My Eyes (1991)和去年公映的 Glorious 39 (2009)。

讲座中谈到了他对英国历史，特别是一战二战之间的历史的钟爱，图书节请他来，是让他参加“重写20世纪历史”这一主题的讨论。Glorious 39 就是这一主题的片子，以二战前夕(1939)英国上流社会与德国媾和的阴谋为主题，拍成了一部政治悬疑片。他对这一题材感兴趣，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父亲是从俄罗斯移民出来的犹太人，如果1939年英国与德国媾和，或者不列颠空战失败，德国占领英国，那用他的话说“我都不知道我还在不在”，英国能在德国进攻面前挺下来，实在是很幸运的事――我已经听过好几个历史学家这么说过了。

他还说到对自己未能早点开始追寻自己家庭的历史感到遗憾，他父亲一直说要重回莫斯科却从未成行，他自己1980年代也有机会去苏联－－有一次在做讲座时台下地上一张条子，上面写到“戈尔巴乔夫同志邀请您去苏联访问”，他把那当作恶作剧没有回应，原来却是真的，于是失去了一次去苏联重访家族故地的机会。

许多人喜欢他作品中绚烂精致的历史场景，他说其实他并没有很大的预算。1999年拍成 Shooting the Past 大获成功之后让他从BBC那里赢得了艺术上的自主权，包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大手大脚花钱，但是他有办法把场景拍得“看上去很昂贵的样子”，他把这归功于他的摄影师和服装设计。

他的艺术自主权，还体现在选角上的自由，他举了一个例子是 The Lost Prince中他选了 Tom Hollander 演乔治五世，许多人不理解，但效果却非常好。他似乎有些常用的演员，比如Michael Gambon、Bill Nighy 和 Miranda Richardson 等，但是面对现场有一个问题“有没有‘Stephen Poliakoff型’的演员”时，他却拒绝承认，而是说他会经常给新人机会，喜欢“发现的旅行”。我能想到了新人就有 Clive Owen (Close My Eyes)、Emily Blunt (Gideon’s Daughter)、Ruth Wilson (A Real Summer 和 Capturing Mary)等。

这是由 Publishing Scotland 主办的活动，请来了两位在数字出版前沿的人士，与上次《伦敦书评》主办的《图书的未来》不同，这两位对数字出版都充满信心，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功尝试。

Peter Collingridge 曾在爱丁堡的一家独立出版社 Cannongate 工作后，以后他参与创办了 Enhanced Editions，一家专门制作“增强版”电子图书的公司，他们的项目包括为 iPhone 制作的增强体验型图书版本，比如让文字和朗读同步，把图书分割成便于使用便携式阅读的小块，并通过社会媒体推广和鼓励读者参与讨论等等。

Dave Nougarede 的公司 Heavy Entertainment 是专门制作有声书的公司，每年制作超过250部以上。

两人都提到了图书定价问题，这一问题在上次的 The Future of Books 中也提到了，两人都认为图书定价，包括增强版电子书和有声书的定价都太低了，自英国的图书定价协议(Network Agreement)被破坏之后，在Amazon的低价销售策略下，导致出版社的利润和作者的收入大大降低，后果是出版业的不景气。Dave Nougarede特别提到了他的祖国法国的图书定价比英国高许多，每本书的售价都在15欧元左右。Peter Collingridge 还用他的公司的经验来说明读者愿意为优秀的内容支付高书价，而且降价并没有带来额外的销售量。

另一个问题是数字版权管理(DRM)的问题，Dave Nougarede 认为显然读者不喜欢DRM，而对出版社来说，在各种数字平台上谈判DRM亦十分麻烦和昂贵，他认为将来用网上存储、流媒体阅读的办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两位演讲者都涉及了出版业中的某些可能出现的变革，但是读者的阅读习惯、电子阅读器的发展和兼容、版权的保护与阅读的方便以及对图书“拥有”的习惯之间，都有着许多尚待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