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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4 选择在保守党大会期间，卡梅伦做大会演讲的前夜播出这部记录故事片(docu-drama) When Boris Met Dave，看上去是在给卡梅伦拆台，因为片中所说的卡梅伦(Dave)和约翰森(Boris)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参与 Bullingdon Club 的故事――都是两人在从政之后不愿意谈论的旧事。然而片子的基调，却不是挑战两人的从政的背景和道义资格，而几乎是为未来的首相预先做怀旧了。
所谓 Bullingdon Club 的旧事，本身固然怪异，仿佛是回到了大英帝国时代。但更有趣的，是事后其中的主角极力掩盖这段往事的努力，甚至到了不允许报章发表其中一幅著名的成员合影的程度，显示出在英国，社会阶层的概念依然深入人心，依然有着政治杀伤力。
今天《太阳报》不仅在头版大字刊出《工党已经失败》(Labour’s Lost It)，而且表明报纸将会支持保守党，甚至在报社总部外墙打出“We Are Feeling Blue”的蓝底白字投影，蓝色(blue)在英国政治中是指保守党(工党是红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
但有趣的是，《太阳报》的苏格兰版本 Scottish Sun 虽然采用同一头版设计，但在内页却并没有表示支持保守党，而且含糊地说“必须让苏格兰人民选择”，选择了留一手。这当然和苏格兰的政治格局有关，在苏格兰，保守党不仅在下议院失去了所有的席位，在苏格兰议会上，席位(17席)也远远少于苏格兰国民党(SNP，47席)和工党(46席)。
今天英国《卫报》刊登独家报道，指控《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在两年前曾雇佣私人侦探，使用黑客技术(hacking)侵入超过一千多个名人的手机，其中不仅包括娱乐名人、体育明星、皇室成员、甚至包括前副首相。更严厉的指控是，伦敦大都会警方(Met)在掌握了这份名单之后，对其中绝大部份个案，既没有提起诉讼，也没有通知被黑客侵入的受害者，包括当时的副首相 John Prescott。新闻一出，等于在新闻界和政界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现在Met 已经宣布重新开始调查此案，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PCC)表示会重新调查，同时今天下议院文化委员会也开始紧急质询。这一事件对英国政党政治的影响是，前《世界新闻报》副主编 Andy Coulson，现在是保守党党魁卡梅伦的联络主任，卡梅伦正面临压力辞退 Andy Coulson。
《世界新闻报》是英国的一份星期天出版的小报，刊登名人秘闻是他们的重要武器，在同类报纸中销量第一。事情发生在两年前，《世界新闻报》被发现使用黑客技术侵入皇室工作人员的手机，该报负责报道皇室新闻的记者Clive Goodman因此被判入狱两年。当时的主编 Andy Coulson 声称这是个别事件，而且自己不知情，但是愿意承担责任主动辞职。后去他就去给卡梅伦当了联络主任。
现在《卫报》揭露出来的，是这种雇佣私人侦探，通过黑入他人手机(hacking)，或是冒名顶替打电话套取私人资料(blagging)的行为，在当时被《世界新闻报》大规模采用。被针对的有娱乐名人、皇室成员和政客，人数“成千”。本来采用一些不光明的手段获取新闻素材时，可以用“符合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作为理由――比如揭发政府的错失等，不一定会被裁定非法。但是如果《卫报》指控属实，《世界新闻报》的行为属于撒大网抓隐私，期望偶尔可以泡制独家秘闻，不能用“符合公众利益”为自己辩护。
3月4日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了两项决定，第一是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降至0.5%；第二是宣布扩大货币发行量750亿英镑。利率之低，扩大货币发行量规模之巨，让英格兰银行一天内创了两项纪录。
英格兰银行做出这两个决定，说明政府在对付经济危机上，已经被逼到墙角。作为刺激经济的杠杆之一的利率，已接近降无可降，下一步就是零利率了。在失去这一武器之后，就只有使出扩大货币发行量这一招了。扩大货币发行量(quantitative easing)，不过就是新印钞票的专业说法，当然印钞厂的工人无需加班，英格兰银行只要在自己的账户上添加750亿英镑就行，然后通过买入政府债券和商业资产的方式，把这750亿现金送到银行手中，强制增加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数量。采取这种非常举动的目的，是为了让货币市场尽快解冻，银行扩大信贷规模，避免重蹈日本90年代的通货紧缩、深度衰退的局面。至于因新印钞票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已不在考虑之列。
政客也是人，有普通人的烦恼和不幸。今天提醒公众这一点是，是反对党保守党领袖卡梅伦(David Cameron) 6岁的儿子 Ivan Cameron。
Ivan Cameron 从出生起就有小儿脑性麻痹(Cerebral Palsy)和大田原综合症，一种儿童癫痫症。据报道今天凌晨他病症发作，在送往伦敦圣玛丽医院后不治去世。
今天是星期三，是每周的“首相答问时间”(PMQs)，传统上首相布朗和反对党领袖卡梅伦在下议院辩论厅当面对阵的时间。按规矩，如果党派领袖不能出席，将由党内副手代替。但到11点半，离PMQs还有半小时之际，首相布朗提出取消今天的PMQs，获得下议院议长同意。于是今天正午的下议院辩论厅仍然济济一堂，但是在布朗、保守党副党魁 William Hague、和自由民主党财政发言人 Vince Cable 相继发言表示对卡梅伦夫妇的同情之后，剩下的20多分钟内，下议院活动暂停。
政客们通常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保护得很严。卡梅伦却对自己残疾儿子的生活十分公开，多次在媒体上谈论照顾儿子对自己家庭生活的影响。有人指责卡梅伦把自己的家庭当作政治筹码，但是大部份人接受他的辩解：他说照顾儿子对他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理念都产生重大影响，不可能刻意不谈。虽然出身富裕家庭，卡梅伦夫妇让Ivan 接受的是公立医院(NHS)的治疗，两人需要经常送儿子去医院，在病床边陪夜；回到家中，公立的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在白天会派人照顾Ivan。2006年他在保守党大会上说：英国公众当然可以放心把NHS交在我手上，因为我儿子的性命经常是在NHS手上。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一贯被认为是反对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其中就包括NHS和社会服务。卡梅伦的自身经历和这一番表白，显然有利于说服选民。
英国议会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每周三正午的“首相答问时间(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 PMQs)，是英国议会的一项传统。英国首相虽然自己也是议员，但是却不必到议会参加辩论和接受其他议员的质询，这个每周三的PMQs，是议员们可以直接向首相发问的时间。我在电视电台上已经多次看过听过PMQs，这次(2月4日)是我第一次去议会旁听。
虽然每个下议院议员都可以向首相发问，但PMQs的看点，还是反对党领导人与首相的对峙交锋。众议院辩论厅是一座简朴的长方形建筑，在两个长边各安五排长椅，政府和反对党议员们各据一边，面对面坐着，仿佛是两军对垒。在两个阵营中间的一条走廊，则是中立地带。议会议长端坐中立地带的一端，前方的一张大书桌，即是双方首领交手的地方。
想旁听PMQs的公众，只要到议会申请即可，入场卷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公众旁听席在辩论厅楼上，俯视楼下的议员们辩论对垒，有点文明化的罗马斗兽场的感觉。只不过观众不能参与，自上次有人从旁听席向布莱尔扔了一包紫色粉末之后，在旁听席前竖起了一道玻璃墙。
保守党领袖 David Cameron 的一个看似简单的宣布，最近在英国，激起一阵波澜，反应特别激烈的，是传统的保守党支持者；左派们则在一边看笑话。一些政治观察家们预测这将是Cameron的“第四条款时刻”(Clause 4 moment)－－即他能否在保守党中树立权威的时刻。
Cameron 所宣布的，是保守党将不再坚持“一旦执政将兴建更多重点中学(grammar school)”的理念。这个决定为什么如此重要？
英国的 grammar school 是指公立中学中有权依据成绩选拔学生的中学(11-16岁)，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重点中学－－以下就用“重点中学”。进入重点中学的学生，必须通过学校对学习成绩的测试，即“成绩选拔”(academic selection)。重点中学选拔的学生，一般是成绩最好的10-25%。全英国现在有164所重点中学。
重点中学所涉及的理念，是social mobility。在这个议题上，传统的保守党理念有两点，第一是重点中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有潜力的学生－－不论家庭背景如何－－得到适当的教育；第二是在有重点中学的地方，普通中学的成绩也会提高。与之对立的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的理念，则认为不应该在中学阶段对学生依据其成绩进行甄别选拔，而应该让所有背景的学生接受同等的教育，只有这样，来自背景较差家庭的学生才有机会提高。两种观点，保守党提倡的是“渴望与机遇”(aspiration and opportunity)，工党自民党提倡的是“平等享有”(equal access)，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理念更有利于让来自较差背景家庭的学生能够取得更大成就，即提高全社会的“阶层升迁机遇”(即 social mobility，这里指的是 upward social mobility，目前的流行译法是“社会流动”－－不能清晰地表达原意，所以我用了更接近原意的“阶层升迁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