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剧中出现的报纸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想看看制作者用了哪些报纸。剧集是BBC拍的，当然不可能有植入广告(即使是其它商业电视台的节目，原来也是不允许出现植入广告的，这个规定最近才放松了），选择任何一份似乎都有偏向之嫌。而且福尔摩斯和华生似乎不像是只看一份报纸的人，麦克洛弗特倒很有可能只看《泰晤士报》(Times)或是《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所以当华生在私人会所看到他在看《太阳报》(Sun)，还表示了一点惊讶。编剧的对策似乎是把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覆盖了，虽然有些只是一闪而过。

《歇洛克》是一部很注意采用社会媒体进行宣传的剧集，其目的是丰富观众的观看体验，引起更多讨论，而不是直接地宣传。比如剧中华生的博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角色，这个博客上的最后一篇，名为“无标题”，其中是一段貌似BBC One 早晨节目《早餐》(Breakfast)的视频，两位货真价实的BBC主持坐在沙发上谈论“被揭‘作假’的业余侦探福尔摩斯坠楼身亡”的新闻，在现场报道的记者则是剧中角色，早先我们曾在高等法院门口看到她在报道莫里亚蒂一案。

其实《歇洛克》第1季做得更多，不仅有华生的博客，还有歇洛克自己的博客，以及女法医茉莉的博客。这个暗恋福尔摩斯、死心塌地不计回报的茉莉，在第2季之后人气急升，许多观众都很喜欢这个角色，况且她还在福尔摩斯“重生”之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她的博客在第1季之后即停止更新了。

《卫报》是网站免费的积极倡导者，但并不是说网站内容在所有平台上都免费，推出收费的iPad版，自然是因为苹果产品的用户更习惯于使用收费服务。

英国报纸销量连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5-10%左右，根据9月份的销量统计，英国的全国性报纸中，只有《金融时报》销量比上个月有所上升(3.8%)，《独立报》推出的瘦身版报纸 、售价仅为20p的 i 的销量也开始下跌了，但其销量(超过18万)还是比《独立报》(不到18万)高。

在这一困境中，英国报纸不得不努力寻找某种收费的途径。《泰晤士报》是第一个在网站上升起“收费墙”(pay wall)的全国性报纸，在去年6月艰难的起步之后，现在数字版订阅人数已经达到11万人。《独立报》也即将开始网站收费尝试，将对英国以外的网站用户收费。其它不打算网站收费的报纸，就在 iPad这样的平台上动脑筋。

但是不要以为印刷版的报纸销量就不重要了，印刷版的广告依然是报纸收入来源的重头。正因为这个原因，才出现《华尔街日报欧洲版》为拉动销量，涉嫌不规范操作和有违新闻操守的指控。根据《卫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欧洲版》(WSJE)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安排，暗中出资、通过第三方支付给“批量订阅”(multiple subscription，又称“批量售卖”(bulk sale))的客户，以保证销量。本来 bulk sale 是业内常规，许多报纸都做，这是得到英国媒体销量统计机构ABC认可的，但是 bulk sale 必须是透明的，如果报纸自己出现维持 bulk sale 就成问题了。在英国报纸都在减少 bulk sale 的大环境下，WSJE的这一做法更显得突出。ABC 已经发布公告，声称将会调查WSJE的做法。

但在这一事件中更为严重的，是对WSJE有违新闻操守的指控。在《华尔街日报》母公司Don Jones负责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执行经理 Andrew Langhoff的同意下，WSJE刊登了两篇专题文章，宣传“批量订阅”客户 ELP。以新闻专题名义刊登广告宣传文章，对于《华尔街日报》这样注重声誉的报纸来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指控，Andrew Langhoff因此辞职。这样做明显有违新闻操守，难怪WSJE内部有人 向美国总部告发，但是《卫报》的报道指称 Don Jones 的母公司、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没有及时处理这一事件。

默多克蒙羞触动媒体生态

默多克庞大的媒体帝国正遭受着最严重的挑战。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手机留言案的大爆发，导致两周内形势急转直下，新闻集团的英国分公司“新闻国际”首席执行官辞职并被警方拘捕、发行量最大的周日报《世界新闻报》被关闭、担任过首相新闻官的前主编被捕、英国职务最高的两名警官辞职。一时间，不仅默多克的媒体帝国有分崩离析之势，而且与之交情匪浅的首相卡梅伦都被牵扯进来。

事件的高潮是7月19日默多克和他的儿子、也是事业接班人的詹姆斯出席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与体育委员会的听证会。虽然听证会本身被默多克妻子邓文迪“出手救夫”的光芒掩盖了，但是许多人相信这次听证会将是这一事件的分水岭：有人说新闻集团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默多克在听证会上并未抖露出更多的丑闻，反而让普通人觉得这个令许多政客恐惧的媒体巨头并不可怕；也有人说这只是开始，接着警方要加强人手全力调查窃听手机留言事件，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随后还有一场由法官主持的公开质询，新闻集团的家底又会再次被晾出来。

其实听证会本身非常沉闷，除了默多克开头的那句“今天是我一辈子最蒙羞（humble）的日子”之外，实在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默多克说得最多的是“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个人”。詹姆斯倒是侃侃而谈，但每次绕来绕去之后，结果还是“我不清楚谁应该负责”、“没人告诉过我”等等。委员会传唤默多克作证，是议会对媒体大亨的一大胜利，但议员们却没有提出什么有穿透力的问题，稍有针对性的提问，都被默多克父子耍太极挡回去了，难怪有人认为在这场听证会后，新闻集团的危机已经见底了。而英国媒体更为关注的是默多克的精神状态：这个曾经手段狠辣心思缜密、一手创建了媒体帝国、让许多政客胆寒的风云人物，在听证会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老迈昏聩的国王，手下人在干什么，自己一无所知。

两份小报影响英伦

默多克的精神状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媒体帝国就是他的个人帝国，靠的是他顽强不服输的个性和精准独到的眼光建立起来的。1968年默多克来到英国，买下的第一份报纸就是《世界新闻报》，他改变报纸风格走向低俗化，赢得了不少销量。第二年他买下《世界新闻报》姊妹报《太阳报》，多年经营之下使两份小报成为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接着他把眼光投向高端报纸，1982年买下了《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在与印刷工人工会的对峙中，采用偷袭战术，一夜间把所有的印刷工序转移到暗中新建好的印刷车间。此举斗垮了工会，彻底改变了报社内的权力分配，同时他第一次在英国报纸中采用新型的电子印刷技术，让其它报纸纷纷效仿。1980年代末默多克投资高风险的卫星电视，建立天空（Sky）电视台，几乎因此破产，然而收费卫星电视终于在英国获得成功，天空卫视（BSkyB）一年利润超过10亿英镑，成为新闻集团在英国最赚钱的产业。不难理解为什么默多克想全资拥有BSkyB，不惜动用126亿美元企图买下剩下的61%股份。

相比之下，新闻集团在英国拥有的报纸，在规模上小很多，而且虽然两家小报是赚钱的，两家大报却长期亏损。然而默多克媒体帝国的威力、也是让许多政客心惊的，却是他手中的报纸，特别是两份小报。

英国小报主导舆论的影响力，与英国的报业传统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英国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社会阶层分明的传统，虽然在近几十年来已经大大消退，但其影响并非根除。体现在报纸上，你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几乎就决定了你会固定看哪份报纸。虽然有几份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高质量大报，但是在英国销量最大的，还是小报。小报读者以低收入的城市平民和低层的中产阶级为主，他们选择小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价格便宜、没有严肃枯燥的新闻、大量明星八卦，或是想看足球新闻等等。如果小报上仅有这些内容，那还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英国的报纸传统上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即便小报上也有相当多的政治新闻。在这种情况下，小报的采编方针、报道视角能够影响相当多的读者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小报的舆论导向作用，还体现在对其它媒体的影响。小报的头版头条，很有可能成为当天的主要新闻话题，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再度扩大影响。近年来虽然英国的报纸销量逐年下降，但在主导舆论上的作用反而更加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报纸即使赔本，对拥有者来说还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的原因。

在英国电影《女王》中，经常可以看到布莱尔的新闻官在研究报纸头条，因为他相信报纸头条会影响舆论，决定公众对皇室的看法。这些场景反映出来的，是英国的政客非常看重小报头条，担忧小报对他们政治前途、政策推广上的影响。如果有人手中掌握着英国两份销量最大的小报的话，那就足以让政界对他畏惧三分了。

媒体帝国的敌人们

窃听手机留言案，其实不是什么新闻。早在2005年英国警方就查出《世界新闻报》皇室新闻记者雇用私家侦探窃听皇室成员和工作人员的手机留言，这名记者还因此被判入狱。在这之后警方认定这是个别现象，停止了调查，其它媒体也失去了兴趣。唯一对此一直孜孜不倦继续调查的，是《卫报》。在政治立场上，新闻集团的报纸与《卫报》处于对立面。虽然在布莱尔当政其间，它们都支持工党政府，但是在布朗继任首相之后，新闻集团的报纸又倒回到支持保守党。曾经担任《世界新闻报》主编、因为窃听手机留言案辞职的安迪·库尔森还成了保守党领袖卡梅伦的新闻官。

《卫报》对窃听手机留言的追踪调查，一直被许多媒体认定为出于意识形态之争。尽管调查记者尼克·戴维斯不断挖出新线索，包括在2009年发现《世界新闻报》曾向窃听手机留言的一名受害者秘密支付70万英镑赔偿获得庭外和解，但一直没有获得英国其它媒体的响应。让人意外的是，《卫报》的盟友来自美国，《纽约时报》在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在去年9月发表长文揭露《世界新闻报》内部采用窃听手机留言等非法手段非常普遍。然而许多英国媒体还是认为《纽约时报》与《卫报》政治立场相近，生存空间都受新闻集团挤压，依然属于意识形态之争。

但是当尼克·戴维斯7月初独家报道了《世界新闻报》雇用的私家侦探曾在2002年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的手机留言，并且删除留言以便留出空间可以继续窃听新留言之后，事件性质马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英国各家大报小报、BBC、新闻集团全资收购的对象“天空新闻”频道都做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最后连新闻集团旗下的《泰晤士报》也开始跟进。一方面这确实是一桩精彩曲折的新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闻集团在英国媒体界缺少朋友。默多克企图全资拥有天空卫视，让许多英国媒体产生警觉，从《卫报》到《每日邮报》和《每日电讯报》，不分政治立场，一起游说英国政府保护媒体多元化，阻止默多克的跨媒体垄断。默多克的儿子和继承人詹姆斯在英国当家之后，高调攻击BBC“过于庞大”，呼吁政府减少BBC经费，让其“缩水”。有人指出，詹姆斯这种到处树敌的做法，也是现在四面楚歌的原因之一。

对媒体生态的长远影响

窃听手机留言案爆发之初，新闻集团的处置有失当之处。当所有的矛头都集中在2002年担任《世界新闻报》主编、后来升任“新闻国际”首席执行官的丽贝卡·布鲁克斯身上时，默多克不让她辞职，却关闭了《世界新闻报》。此举不仅未能减缓舆论压力，反而造成了新闻集团不惜牺牲一家有168年历史的报纸、让200多名员工失业，也要保住一个高层人物的印象。随后新闻集团通过《泰晤士报》抛出库尔森曾经批准报社出钱贿赂警方这一新闻，反而让人觉得新闻集团高层在丢卒保车，对窃听手机留言一事全无愧疚。英国警方加大调查力度之后，库尔森、布鲁克斯相继被捕，布鲁克斯终于辞职，默多克飞到伦敦亲自坐镇，宣布放弃全资收购天空卫视，同意出席下议院委员会作证，终于有了他“一辈子最谦卑的日子”。

虽然默多克在听证会上“蒙羞”——这不包括被扔了一脸泡沫，这个愚蠢的示威行动的结果是让默多克得了几分同情，让邓文迪成了媒体红人——但父子俩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回答。到底谁应该为窃听手机留言负责，还是一笔糊涂账。假设这场危机真的已经见底，那么新闻集团的直接损失是丧失了全资拥有天空卫视的机会，《世界新闻报》的关闭其实没有造成太大损失，只要新闻集团能尽快办出一份星期天小报——比如《星期日太阳报》，留住《世界新闻报》的读者群即可，凭新闻集团的财力资源这么做毫无困难。估计在今后一两年内，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扩张将会极为谨慎，但默多克绝不会放弃这块他发家的地盘的。

在两个星期的惊涛骇浪之后，英国的媒体生态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虽然媒体多元化所面临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新闻自由的挑战。在本次事件中，英国的三大政党难得地联合起来反对新闻集团的扩张，但是政客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整个新闻界。首相卡梅伦在7月20日的议会演讲中，很有技巧地把话题从新闻集团的职业操守转到了如何监督媒体上。英国报刊媒体自我监督的乏力，在窃听手机留言案中暴露无遗。但是以政府官方或半官方的形式监督报刊媒体，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钳制新闻自由的工具。从前年的议员津贴丑闻到今年的窃听手机留言案，说明即使在英国这一相对透明清廉的社会，从政界到媒体还是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状况。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是对抗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媒体不能无法无天，却也不能在各种监督下变得束手束脚。

伦敦骚乱在星期一忽然加剧，规模和涉及区域都在扩大。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卫报》和《每日电讯报》网站都以“直播”(Live blog)的形式报道，由专门的记者编辑坐镇，整合本报记者的现场报道、其它媒体的报道(比如《每日电讯报》的“直播”同时采用了《卫报》记者 Paul Lewis 的 Twitter 微薄)、电视新闻画面和视频、目击者的报道(通过电子邮件、Twitter等)，随时更新状况发展。

其它的报纸网站，《泰晤士报》要收费才能进入内页，不知道他们做得怎么样，其它的则没有做“直播”，还是以“最新报道”的形式更新。

《卫报》和《每日电讯报》是整合报纸出版和网络出版做得最好的两家英国报纸。《卫报》是英国报纸中最早花大力气开发网站的，现在的口号是“Digital first”，以网络出版优先；《每日电讯报》则在几年前搬家之时就完成了印刷版与网络版的编辑整合。

Channel 4 News 网站上有一个配上地图的 Timeline，有助于了解时态的发展。

什么样的人看什么样的报纸

在英国电视喜剧系列《是的，首相》中有一段有关英国报纸的台词，大意如下：“读《每日邮报》的那些人自以为在打理这个国家，读《卫报》的那些人认为应该由自己来打理这个国家，读《泰晤士报》的那些人才真的是在打理这个国家，他们的太太们就读读《每日邮报》，读《金融时报》的那些人拥有这个国家，读《晨星报》的那些人认为这个国家应该由另一个国家来管，读《每日电讯报》的那些人认为这个国家确实在被另一个国家操纵着。”

那么《太阳报》呢？“读《太阳报》的不在乎谁打理这个国家，只要她的胸大就行。”

这种说法虽然简单，倒确实反映出英国的报纸有很明确的读者群。对于大报来说，虽然有政治立场，报道有自己的视角，但大部分时候能做到秉持公正和平衡。许多小报历史上曾是英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发言平台，但从1970年代开始走低俗路线，几乎是读者想看什么就登什么，明星秘闻、球队内幕，还有上面台词中“胸大就行”的“三版女郎”——这一风格正是在默多克买下《太阳报》之后开始盛行的。然而正是这些小报，对英国的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是的，首相》在1986年至1988年播出，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英国的报业生态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英国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社会阶层分明，读者群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但是《卫报》仍然是期待社会进步的都市知识分子的读物，《每日电讯报》的读者还是以生活在乡村的中上阶层保守党支持者为主，《泰晤士报》虽然已经不再是“记载历史的报纸”，但还是一份倾向保守和维护建制的报纸——要知道这份报纸和《太阳报》都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旗下的刊物，报纸的性格即使是在同一个老板手中也可以完全不同。

许多年前，大报还把自己看成英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认为可以直接指导政府政策，有时候，社论的口气几乎是直接给政府官员看的。确实，《是的，首相》中汉弗莱这样的人，每日必读《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可能会带着不屑的眼光翻翻《卫报》。

广播电视跟着报纸走

现在的主编们曾更多地需要通过主导舆论来发挥报纸的影响力。虽然英国报纸多年来发行量一直以每年5％－10％的速度下滑，但是在电视、电台、网络等各种信息渠道的竞争中，报纸的影响力非但没有随之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只是现在的报纸不是直接用卖出多少份来衡量影响力，而是通过对当天新闻话题的控制来实现舆论导向的作用。

英国报纸的鲜明政治立场，与广播电视媒体形成鲜明对比。传统上，由于电视和电台这样的传播媒体需要占据有限的波段，英国的管理当局制定了“平衡报道”的规则，每一家广播电视媒体都必须遵守，由独立机构“通讯监管署”（Ofcom）负责监管。电视电台在报道新闻时，非但不能有“本台立场”，而且必须覆盖各方观点，小心掌握报道的平衡。默多克在美国可以搞一个右翼立场的福克斯新闻电视台，但在英国，即使他买下天空卫视（BSkyB）的所有股份，天空新闻（Sky News）还是不可能变成英国的福克斯新闻。

广播电视媒体的这一特点，导致了报纸经常在决定当日新闻热点上占据了先机，一旦某个新闻成为当日热点，像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传播媒体必然要跟进报道，在报道角度上往往很难脱离报纸预设的角度。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一家慈善机构对东欧移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在英国待了超过一年后就很难得到安置、就业方面的帮助。第二天几乎所有的小报，包括《太阳报》的头版都是“东欧移民赖在英国不走”，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也是从东欧移民在英国待多久这一角度报道，只有《卫报》报道了这家慈善机构的本意：呼吁给东欧移民更多跟进式的协助。

英国政要怕小报

英国报纸、特别是无所顾忌而又读者众多的小报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的力量，让政客们感到恐惧。如果不能得到小报的合作，那么不仅任何一项新政策都有可能还未实施就被小报“唱衰”夭折，更可怕的是如果小报认为你不称职，一直与你作对，能在台上待多久都是个问题。如果不小心被揭出个丑闻，虽然可能完全是私事，那么你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就终结了。所以近十几年来英国的高级政客们学会了花力气“协调”小报媒体，往往从小报的前记者、编辑中选择新闻官，前工党首相布莱尔的媒体沟通顾问坎贝尔曾是小报《每日镜报》的政治版编辑，现任首相卡梅伦选择了《世界新闻报》的前主编库尔森当媒体沟通顾问，却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

默多克的势力太大了

让英国政要和其他英国媒体担忧的是，默多克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在窃听事件爆发前，新闻集团在英国已经拥有两家大报和两家小报，又马上可以全资拥有天空卫视。一个有跨媒体垄断地位、和政府高官联系频繁、与警方过从甚密、在新闻操守上大有问题的媒体机构，如果又不惜为实现商业利益而强势地施展自己对政界警方的种种影响力，那么对于英国政治的运作来说，已经造成了威胁。只是过去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看上去如此强大，没有多少人敢对它说不。

等到窃听事件爆发，自然成了墙倒众人推。曾经宣称要向新闻集团“开战”的商务大臣文斯·凯博的话一针见血：现在的状况仿佛是“独裁者倒台之际，所有人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一直都是反对他的。”现在看来，默多克想全资拥有天空卫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不再可能。但是在商业化媒体时代，媒体大亨的存在是不可能避免的。现在英国政界和媒体想做到的，是限制出现默多克这样一人独大的媒体帝国，同时保证媒体老板“守规矩”、不干涉编辑自主权，并且建立监督机制，防止政客与媒体大亨走得太近。

这些目标看上去很理想化，细节却十分模糊，怎么才能实现是个未知数，但是至少各方在媒体多元化上已有非常强的共识：不怕有不同的声音，就怕因观点不同而被噤声。

以下是今年爱丁堡图书节上我感兴趣的讲座。不过我的这个名单是有偏见，一来我的阅读有偏向，二来参加了两年爱丁堡图书节之后，有些作者的讲座已经听过，即使知道会很精彩，比如 Tim Harford，也未必想再去。当然爱丁堡图书节的讲座通常很受欢迎，想去也不一定去得了。

Orlando Figes: A new history of Crimea and the first truly modern war
非常喜欢作者的新作 Crimea，在这之前我对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几乎一无所知。

Martin Sixsmith: Analysing Russia, country of contradictions
在 BBC Radio4 上听这位BBC前驻莫斯科记者主持的系列节目 Russia: The Wild East，觉得很有较易。

The rise of eBooks
这是有多位讲者的座谈，希望能从中了解 eBook的发展。

Jim Baggott & Michael Brooks: Has science lost its way?
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Simon Hoggart: My life on planet Westminster
《卫报》的议会速写员，文笔诙谐幽默。曾与他有一面之缘。

Richard Aldrich: Cracking the code of GCHQ
对这个英国政府的监听大本营有兴趣

Peter Atkins: Why science offers the most satisfying answers
这这一主题感兴趣：科学与宗教。

Stella Rimington: Former spy boss turned thriller writer – and judge
前MI5的女头目，现任悬疑小说作家，还是今年 Man Booker Prize 的评为主席。

The Edinburgh Festivals open breakfast debate: Can Edinburgh remain the world’s leading festival city?
对这个题目感兴趣。

Miles Glendinning & Owen Hatherley: Architecture in the runs
正在看 Miles Glendinning 的 Architecture’s Evil Empire?

The Future of the City: Key ideas of the 21st century:The city
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城市的未来。

Roger Moorehouse & Peter Watson: Germany: A Nation forever in flux
德国的近代历史。

Chan Koochung: Stepford Wives, Beijing style
作者的小说　The Fat Years 受到不少关注，提名今年的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Ian Kershaw: Welcome return of the decorated historian
1944-45年间的德国历史。

Voices of Asian literature: Is Asian fiction leaving western novels behind?
参加讨论的有中国作家、去年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获奖者毕飞宇。

Tim Radford: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exactly?
对作者新书的主题感兴趣。

Simon Baron-Cohen: Empathy for the Devil
作者算是明星科学家了，对他讲座的题目 Empathy感兴趣。

高行健: China’s first literary Nobel Laureate

Mark Kermode: Two movie experts and a new book on film
爱丁堡电影节前总监 Hannah McGill 与影评人 Mark Kermode 的对话。

Robert Bickers & Julia Lovell: Seeing China from inside and out
对 Robert Bickers 的新书 The Scramble for China 很感兴趣。Julia Lovell 是翻译家和作者，她的新书是 The Opium War。

Robert Bicker, 汪晖 & Chan Koonchung with Allan Little: Revol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对中国时事的讨论。

Sam Kean: The power of the periodic table
对作者新书的主题感兴趣。

Keith Jeffery: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6
MI6 的历史。

手机留言窃听案爆发之后，媒体大亨默多克亲自到伦敦处理危机。本周二他和儿子詹姆斯一起到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与体育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在这场受到极大关注的听证会上，除了面对泼奶油泡沫的示威者时还需要妻子邓文迪“出手救夫”之外，默多克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面对议员们咄咄逼人的提问，默多克几乎每次都是诚恳严肃地回答“我不知道”，詹姆斯则会在侃侃而谈一番后说“其实没有人告诉过我”。于是许多有关手机留言窃听的关键细节，依然是一个谜团。

但是这一听证会的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两种力量的公开对峙，一方是媒体大亨手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议员被民主制度所赋予的权力。正因为如此，默多克在听证会上的一番话就特别耐人寻味，2010年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之后，默多克一家被邀请到唐宁街十号，“从后门进入”，接受新首相对他的谢意。大选期间，新闻集团旗下四份报纸为保守党提供了强大的舆论的支持。但是默多克紧接着补充道：他和前首相布朗也很熟，“我们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

第二天轮到首相卡梅伦面对议员们了，在下议院的辩论厅内，卡梅伦被议员们反复追问他和新闻集团高层的私下见面时，有没有讨论过新闻集团意图全资拥有天空卫视之事？卡梅伦不肯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强调见面时从没有“不适当”的谈话。但是自从卡梅伦去年5年成为首相以后，他与新闻集团的高层见了26次面，难道会从未提及这桩新闻中的大事？

做得再为隐秘，每次都从后门出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与英国政界高层的密切关系一直都不是秘密。据前首相布莱尔的副新闻官回忆，布莱尔与默多克之间确实有某种默契，不是朋友但至少不会作对。之后的布朗显然也没有抗拒与默多克交往。而卡梅伦不仅获得了新闻集团旗下报纸的支持，他的新闻官还是《世界新闻报》的前主编安迪•库尔森。问题在于，政客与媒体间关系过于密切，到了有默契的程度，其后果要么就是政客被媒体操纵，要么就是媒体成为政客的传声筒。

新闻集团与警方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伦敦大都会警区的45名新闻官中，有10人曾是《世界新闻报》的员工。几年前决定对手机留言窃听案停止调查的副警察总长叶茨，就和《世界新闻报》副主编沃利斯是好朋友，在他的推荐下沃利斯成了大都会警区的媒体顾问。现在两人一个因调查不力辞职，一个因卷入手机留言窃听被捕。

有许多人会奇怪，在英国这个制度严格、程序透明、媒体自由，公务员相对清廉的社会，怎么也会出现种种丑闻，去年是议员滥用津贴制度变相为自己增加收入，现在出现媒体可以不顾操守到窃听犯罪活动受害者的手机留言，在警方内部则时有收受贿赂向媒体通风报信的。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各种形式的权力都对人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当两种权力靠得太近时，相互利用的诱惑太大，这时野心与贪婪对人的腐蚀、对社会的破坏变得更为强烈。

检验一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要看丑闻是怎么被揭发的。去年议员津贴丑闻是由《每日电讯报》在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被揭发出来的，这次手机留言窃听案，则是在《卫报》多年不倦地追踪下曝光的。一个独立而多元化的媒体环境，是一个社会能够不断自我诊断、自我清理的重要保证。

手机留言窃听(phone hacking)案，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属于媒体与名人圈内的事情，与公众没有直接关系，然而两天前忽然有了爆炸性进展。

进行手机留言窃听的，是英国销量最大的小报《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每周日出版，以刊登明星秘闻著名，这方面常有独家新闻。2005年这份报纸连续报道了皇室内幕新闻，引起了皇室员工的怀疑，在发现有人窃听皇室成员的手机留言之后报了警。警方抓获了进行窃听的私人侦探 Glenn Mulcaire，顺藤摸瓜抓了《世界新闻报》皇室事务记者Clive Goodman。2006年两人都被判入狱，主编 Andy Coulson因此辞职，但坚称自己毫不知情。

手机留言窃听这种行为在英国小报中有多普遍？2007年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PCC)公布调查报告说没有证据证明《世界新闻报》还有其它的手机留言窃听行为。同年7月，辞职后的Andy Coulson成了当时还是反对党领袖的卡梅伦的新闻官。

警方停止了调查，PCC宣布没有其它问题，此事似乎就此平息了。咬住此事不放的是《卫报》，但在英国媒体圈内只有《独立报》报支持立场，其它报纸对此无动于衷。2009年7月，孜孜不倦调查此事的《卫报》记者 Nick Davis 报道说《世界新闻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向手机留言窃听案中的另一个名人受害者支付了一百万英镑获得庭外和解。原来Glenn Mulcaire 曾大规模窃听许多名人的手机留言，而且此人做事很有条例，记录下了许多名人手机电话号码，以及他的客户又是谁等等，留下了大量线索。这些都在警方手中，却一直没有做深入调查。在Nick Davis 的报道发表之后，警方才渐渐透露被窃听的名人包括娱乐明星、政界军界警界高层以及皇室成员。有些名人开始公开表示怀疑自己手机留言被窃听，有些开始在民事庭起诉《世界新闻报》。2010年5月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建立联合政府，Andy Coulson随卡梅伦进入唐宁街10号，成为首相的新闻官。

虽然《卫报》一再呼吁卡梅伦辞退Andy Coulson，但此举被右翼媒体嗤为意识形态作怪，这件事再一次平息下来。2010年9月，《纽约时报》出人意外地发表长文，对此事做了深入报导，焦点在Andy Coulson身上，认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手下的记者参与了非法的窃听手机留言的行动。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没有立刻引起什么后续反应，但是名人起诉《世界新闻报》的越来越多，警方在压力下宣布重新调查此事，新闻集团播出“赔偿专款”以庭外和解方式劝阻民事控诉。Andy Coulson 终于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不过到此为止，这还是媒体与名人圈的事，是小报对名人、新闻集团对其反对者，普通民众没觉得关自己什么事。

爆炸性的进展还是来自《卫报》上Nick Davis的最新报道，他的调查披露《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曾窃听失踪少女 Milly Dowler。当时中产家庭少女Milly Dowler大白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失踪，大批警力介入找人，是媒体关注焦点，她失踪时随身携带的手机是寻找她的一个线索，家人朋友不断打到那个手机留言希望她能听到。《世界新闻报》雇佣私人侦探，不仅窃听了Milly Dowler的手机留言，而且为了能够继续窃听，还删除了部份留言保证有足够的空间接收新的留言。其实那时Milly Dowler已经被害，《世界新闻报》的这一举动一度让她的家人产生了她还活着、还在使用手机的幻想。

不管站在那个立场，这样的做法都越过了新闻道德的底线。针对犯罪活动的受害人，特别是 Milly Dowler案刚刚审完，公众印象深刻，反应特别强烈，而且《世界新闻报》此举有扰乱警方破案嫌疑，原来对手机留言窃听表现冷淡的右翼大小报纸，都纷纷参与大篇幅报道。第二天没有把这件新闻作为头条的，只有《世界新闻报》的姐妹报纸《太阳报》了，连同样是新闻集团旗下的《泰晤士报》，都在第三天发表社论，称这一事件是英国新闻史上的转折点，呼吁深入调查，查出真相，给公众一个答案。

《卫报》的目标，是当时《世界新闻报》的主编 Rebekah Brooks，现在她已经升任母公司新闻集团的CEO。虽然她坚称自己不知情，而且在默多克的支持下，绝不会辞职。然而现在她已经成了媒体的敌人、警方的调查目标、公众质询的对象，即使是在保守派阵营中也没有几个支持者，可以说她挺得越久，对新闻集团的损害越大。

Johann Hari 是英国《独立报》的记者、明星专栏作家，曾采访过多位重量级的知识份子和政治活动家。2008年，当时才29岁的他，就获得了英国的“奥威尔奖”――英国政治写作的最高奖。他的文笔犀利、口才出众，是左派阵营的旗帜人物。

然而他最近却遭到了“抄袭”指控，通过微博的传播，卷起一场媒体风暴。事情的缘起是 Johann Hari 对意大利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 Antonio Negri 的采访，事后Negri 的公关助手投诉Hari在采访文章中添加了不存在的细节和没说过的话。此事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一位在伦敦为Yahoo!新闻工作的爱尔兰记者 Brian Whelan开始深入挖掘，并对 Johann Hari提出了“抄袭”指控。原来他发现在采访文章中的一些言之凿凿的 Antonio Negri 亲口对 Johann Hari 说的话(往往配以神态动作栩栩如生)，却和 Antonio Negri 自己的书中的话一字不差。他对 Johann Hari 的其它采访进行搜索，发现了多处同样的问题，即受采访者说的话，其实是他们在其它作品中的引言，或是新闻稿摘录，也有是从其它采访中摘录的。

Brian Whelan 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开向 Johann Hari 提出挑战，并号召“群查”其它的采访，此事立刻在微博Twitter 网站上引发众多议论。Johann Hari 有大批支持者，同时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和毫不妥协的风格，也有相当多的敌人。但是在微博上对他提出质疑的，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许多《卫报》的编辑记者都在微博上表示他的这一做法违法新闻工作者的准则。不过许多著名的媒体人在接受传统媒体采访时，虽然都说他做得不对，但都避免说他“抄袭”。

两天之后，Johann Hari 终于在《独立报》和自己的博客上做出正式回应，坚称自己绝无“抄袭”，但承认确实“有错”。他的解释是当他做采访时，有时候受访人想表达的意思和他们过去发表过的文章或是著作中的言论极为相似，但受访时就说得不如作品中那么清晰，在这种时候，他会改为引用受访者在其它场合的文字或言论。这是明确地引用受访者自己的话，而且他从不会断章取义或是歪曲原意，只会让受访者的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这绝不是“抄袭”，也不是“拼凑”，但是他现在知道不应该这么做了。

对左派旗手 Johann Hari 的攻击，是不是带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至少他的上司、《独立报》主编Simon Kelner是这么认为的。虽然这一看法并没有许多人认同，但是有些对他的攻击，比如这篇《每日电讯报》(保守派的阵地)上的，确实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对立阵营的色彩。

《卫报》前主编 Peter Preston在评论此事时说，任何一家良好的新闻学校(Johann Hari不是科班出身的新闻工作者)都会告诉他这种做法很愚蠢。我怀疑在过去，这种做法即使不普遍，也不是很受人谴责。但是在网络时代，文字上对比相当容易，读者对于“报道真实”(reportorial accuracy)的要求更高，Johann Hari 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精神真实”(intellectual accuracy)的解释已经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了。

上个星期英国联合政府出现了一次“最快速的转軚”，一个改革方案从提出到收回，不超过两天时间。

星期一《卫报》刊登了对联合政府中负责高等教育的次长威利斯(David Willets)的专访，其中威利斯提出，为改善大学财政，顶尖的大学可以施行“计划外招生”，对于那些成绩达到入学资格但没被选上的学生，可以让他们选择缴纳全额学费——— 每年1.2万到2.5万英镑不等，相当于海外留学生缴纳的学费，凭此成为大学“扩招”对象，获得入学资格。

这一方案有点实用主义，但也算不上是见钱眼开。威利斯还是花了一点心思考虑如何避免出现有钱就可以上大学这一结果的，比如大学可以采用在选择学生时隐藏家庭经济状况等。但他毕竟难以回答这一问题：如果学生不是成绩不好，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缴纳全额学费？这一政策很快就被大部分人诠释成“有钱可以买学位”，遭到几乎所有人的批评。第二天首相卡梅伦接受BBC采访时就没有表态支持，反而说“能不能上大学，靠的应该是学习能力，而不是支付能力”，同一天下午，威利斯在众议院接受紧急质询时已经完成“转軚”，他的改革方案变成了鼓励和允许企业和慈善机构出资赞助学生上大学的政策。

一个“扩招”方案能够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反映出在英国，高等教育依然被看作是提高整体全民教育水平、改善社会阶层升迁的手段，而非个人“投资未来”的市场工具。这一理念是英国高教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全球教育市场化的剧烈竞争中，这样的体制和理念正面临着考验。英国的高教系统以公立学校为主，全国一百多所大学中，仅有寥寥可数的几所私立大学。从牛津剑桥到刚刚成立的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大学，都是公立大学，每招一个学生，政府给予一定的教学资助。顶尖的英国高校必须与美国大学竞争，但是既不能像美国的常青藤联盟私立大学那样自由收取高额学费，又缺乏美国大学的校友巨资回馈母校的传统，加上科研商业化程度有所欠缺，自然出现资金薄弱，底气不足的感觉。与此同时，政府来为了提高全民素质，需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近年来政府教育经费支出随着大学生人数的膨胀而急升，在预算紧缩的大环境下，越来越有捉襟见肘的感觉。

对于保守党这样信奉市场理念的政党来说，靠市场来解决高教经费缺乏的问题是很自然的想法。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说服高教市场化并非私有化，不会动摇全民教育的根基。联合政府上台后对高教系统所做的重大改革之一是立法允许大学大幅上涨学费，学费封顶从原来的每年3000英镑升至9000英镑。这一政策其实在市场化上是完全失败的，几乎所有学校都一致收取9000英镑学费，并非产生学校间的竞争。但是虽然此举面临大学生和高校教师的强烈反对，却并未引起公众不满。

但是在威利斯的“计划外招生”方案上，“花钱买学位”的痕迹实在过于强烈。即便是教育市场化的坚定支持者，也会觉得此举缺乏公平性。对于反对教育市场化的人来说，更是坐实了保守党企图将高教私有化，把大学入学资格当商品卖这样的看法。

学位有价，但不是有钱就能买到，这就是英国人对高教市场化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