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9日的欧盟峰会，对于以后的人们来说，也许会被看作是德国领导欧洲的新开始，或者是英国被甩离欧洲核心的起点。前者对欧盟今后的走向有着关键的意义，后者则对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位置有着深远的影响。

虽然保守党一直是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的大本营，但是历届保守党领导人，从撒切尔夫人到梅杰，虽然都是抱着与“欧洲”――在他们的字典里，那不包括英国――对峙的姿态，但是从未真正和欧洲公开翻脸，相反与欧洲的合作一直在不断深入，因为他们知道，与加入欧洲相比，离开欧洲是更糟糕的选择。不管在哪个政党领导下，几十年来，英国确实是在不断地融入欧洲。所以上周五凌晨卡梅伦决定不参与签署欧元财政统一方案的决定格外引人瞩目，这一行动被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们，包括一批保守党内不在政府任职的“后排议员”、以及几家右翼媒体欢呼为“一票否决”。“一票”是对了，参加峰会的27国，只有英国投了反对票；“否决”却未必，因为剩下的26国签署了会议声明，等于把英国排除在外了。和他的前任们不同的是，卡梅伦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但孤立于欧洲之外，真的是他所想要的吗？

卡梅伦有他的苦衷，他不会不知道英国脱离欧洲的后果，但是这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每次向欧洲走近一步，他的前任都会在保守党内树立更多敌人，往往成为党内分裂，甚至被赶下台的原因。这次欧元危机，他更是没有妥协的空间，一方面德法两国急于救火，并不愿意给这个从不愿意加入欧元但又爱指手划脚的国家太多让步，另一方面英国国内普遍的情绪是欧元危机是“欧洲”国家自己闹出来的问题，凭什么要英国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独立性来拯救欧元？卡梅伦可能觉得，他在布鲁塞尔作出的任何妥协，都会成为保守党内部分裂的诱因，给他今后的地位带来极大的麻烦；相比之下，得罪联合政府中的伙伴自由民主党，其破坏力就小得多，他的计算估计还包括自由民主党不会因此脱离联合政府，甚至他的“一票否决”还能为他赢得更多选票。

但是卡梅伦的“一票否决”，是否就真的意味着英国踏出了离开欧洲的第一步？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显然是这么想的，一向支持保守党、但对卡梅伦有着诸多批评的《每日电讯报》在其社论中称现在英国有了“重新定义与欧洲关系的自由”。卡梅伦的如意算盘大概是以英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欧洲国家会继续容忍英国在自我边缘化，不敢把英国排除在欧盟核心之外。

这大概也是许多欧洲怀疑论者的如意算盘。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一旦英国脱离了欧洲，它的国际地位就会直线下降。英国想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接受它是欧洲的一份子这一事实。英国的独特地位，包括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靠近欧洲。英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让它可以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第三极，它的最佳选择，是能够凭着其独特地理位置和与美国的文化渊源，成为欧洲与美国的中介点和桥梁。一旦失去在欧洲核心圈子内的座席，英国在美国心目的价值就会大为降低。

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是否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们是继续选择相信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更为重要？还是甘愿让英国成为一个富足但没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事实上，在失去了欧美之间“大西洋桥梁”地位之后，英国能否保证自己孤立而繁荣的地位都是一个疑问。正如一位自由民主党人指出：“有些保守党人认为英国能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瑞士，但我看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石油的挪威”，虽然尖刻却十分中肯。

欧洲需要英国，英国也需要欧洲。错过了欧洲列车的英国，没有光明的终点。如果将来人们谈起2011年12月时，记得的只有德国重新执掌欧洲，而不是英国试图自我放逐，那么英国剩下的，真的只有昔日的辉煌了。

管制社会媒体之争体现社会制衡力

英国发生骚乱之时，当地媒体除了大量报道骚乱进展和波及地区之外，也会提及一下世界各地对英国骚乱的看法。其中一则来自中国的报道是《环球时报》上的文章，赞扬英国在管制社会媒体上“现在态度变了”。几天之后，我在财经网看到文章指称“卡梅伦遭中文媒体曲解”，他提出的是禁止策划犯罪活动者使用社会媒体，而非关闭社会媒体。

财经网的认真态度值得赞赏，卡梅伦的这番讲话是在骚乱发生后，在紧急复会的英国下议院有关骚乱的辩论中提出的。他确实只是提出政府会与警察、情报机构和企业界讨论在骚乱发生时是否应该禁止骚乱组织者使用社会媒体。

然而在这件事上，如果把讨论集中于卡梅伦具体提出哪些政策来“管制”社会媒体，实在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忘记了在英国这样一个权力制衡相对完善的社会，英国首相想干什么，并不等于他就可以做得到；即使是他有权这么做，在这样敏感的问题面前，也存在着一个说服公众获得支持的问题。所以即使卡梅伦想管制社会媒体，也没有那么简单。英国政府已经拥有紧急执行权，可以关闭手机信号站等通讯设施，但这么做产生的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会让政府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南都网)

因此在英国，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的辩论，并不在于卡梅伦言论的本身，而是在于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政府是否有权禁止、是否有正当理由关闭社会媒体？

卡梅伦这一提议遭遇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来自对其有效性的质疑。首先，那些最流行的社会媒体如Twitter和Facebook等是否成了组织骚乱的平台，本身并无定论。《卫报》收集了英国骚乱期间在Twitter网站上出现的相关微博250万条，初步分析发现，大部分微博是对骚乱的反应而不是煽动组织骚乱，相反骚乱之后伦敦市民的自愿清扫活动却是在社会媒体上进行。其次，即使发现有人在使用社会媒体煽动组织骚乱，如何做到精准地防止这些人使用社会媒体，还是一个技术上难以实现的问题。

针对这一提议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对政府滥用权力的质疑。今年几个阿拉伯国家发生全民抗议活动之时，和其他西方国家首脑一样，英国首相卡梅伦对这些地区的政府管制甚至关闭社会媒体或互联网的举动提出了谴责，认为这样的做法妨碍了言论自由。现在他提出想管制英国的社会媒体，自然受到对人对己使用“双重标准”的指责。虽然在英国国内有不少人同情甚至支持卡梅伦的提议，但是大部分人担心此风一开，政府和警方会在公民举行正当的游行集会示威抗议活动中采取同样措施，一步步地侵蚀自由表达的权利。

政府有保障公民安全的职责，为提高效率，往往偏向加强权力控制、限制个人自由。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有全面的制衡力，就要看公众到底在多大程度有制约政府行为的能力，不管是通过政治、舆论、法律手段，还是通过手中的选票。

可以说英国政府在处理大多数问题上还是理性和尊重公民自由的。然而其原因之一，正是英国社会不相信政府永远都会自律、永远都能在保障公民安全和言论自由上保持良好平衡，因此公民必须牢牢把握住自己通过政治法律舆论等途径约束政府的权力。一个政府表现良好，往往是因为人民不相信它总能表现良好。

虽然伦敦骚乱可能有深层原因，也许是因为黑人社区长期积郁的对警方的不满忽然爆发，也许如Channel 4 News 这条新闻中所说，是滋事者“太闲”或是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导致骚乱忽然扩大的原因是星期六晚上警方对滋事份子的放任，让这些人觉得警方软弱，管不了他们，于是一帮十几岁的小混混，不分男女，就开始蜂拥而上咱商店放火了。

这次骚乱的直接导火线是伦敦警方枪杀一名黑人青年Mark Duggan，星期六死者家属朋友到 Tottenham Hale警署门口和平示威，到了晚上却演变成了打砸抢，同时警方只在街道一头组成人墙拦截，对于几十米远的犯罪活动却不介入阻止。这样的画面整个晚上都在电视上，显然鼓励了其他人第二天照样学样。

警方不主动出手制止犯罪活动，一方面是警力薄弱，一方面是缺乏决断。伦敦警方目前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警察总长和负责反恐的副总长刚刚因为窃听手机留言案辞职，其它高层都在渡假。同时伦敦市长、内务大臣、副首相、首相都在海外渡假。对于这一突发事件，本来就没有准备，发生之后恐怕也没人拍板迅速处理，指望骚乱者自行散去。结果却是刚好相反，两天之内暴力蔓延，警方处于手忙脚乱、左支右拙中，更加无法对付骚乱者，于是鼓励更多人参与打劫，陷入恶性循环中。

在英国的政治环境中，对付这样的骚乱本来应该是保守党政府的强项，但是这次骚乱却让联合政府措手不及，卡梅伦迟了一天回国，就对他的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如果不能立刻平息骚乱的话，卡梅伦的首相位置恐怕就坐不长了。

手机留言窃听案爆发之后，媒体大亨默多克亲自到伦敦处理危机。本周二他和儿子詹姆斯一起到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与体育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在这场受到极大关注的听证会上，除了面对泼奶油泡沫的示威者时还需要妻子邓文迪“出手救夫”之外，默多克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面对议员们咄咄逼人的提问，默多克几乎每次都是诚恳严肃地回答“我不知道”，詹姆斯则会在侃侃而谈一番后说“其实没有人告诉过我”。于是许多有关手机留言窃听的关键细节，依然是一个谜团。

但是这一听证会的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两种力量的公开对峙，一方是媒体大亨手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议员被民主制度所赋予的权力。正因为如此，默多克在听证会上的一番话就特别耐人寻味，2010年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之后，默多克一家被邀请到唐宁街十号，“从后门进入”，接受新首相对他的谢意。大选期间，新闻集团旗下四份报纸为保守党提供了强大的舆论的支持。但是默多克紧接着补充道：他和前首相布朗也很熟，“我们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

第二天轮到首相卡梅伦面对议员们了，在下议院的辩论厅内，卡梅伦被议员们反复追问他和新闻集团高层的私下见面时，有没有讨论过新闻集团意图全资拥有天空卫视之事？卡梅伦不肯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强调见面时从没有“不适当”的谈话。但是自从卡梅伦去年5年成为首相以后，他与新闻集团的高层见了26次面，难道会从未提及这桩新闻中的大事？

做得再为隐秘，每次都从后门出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与英国政界高层的密切关系一直都不是秘密。据前首相布莱尔的副新闻官回忆，布莱尔与默多克之间确实有某种默契，不是朋友但至少不会作对。之后的布朗显然也没有抗拒与默多克交往。而卡梅伦不仅获得了新闻集团旗下报纸的支持，他的新闻官还是《世界新闻报》的前主编安迪•库尔森。问题在于，政客与媒体间关系过于密切，到了有默契的程度，其后果要么就是政客被媒体操纵，要么就是媒体成为政客的传声筒。

新闻集团与警方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伦敦大都会警区的45名新闻官中，有10人曾是《世界新闻报》的员工。几年前决定对手机留言窃听案停止调查的副警察总长叶茨，就和《世界新闻报》副主编沃利斯是好朋友，在他的推荐下沃利斯成了大都会警区的媒体顾问。现在两人一个因调查不力辞职，一个因卷入手机留言窃听被捕。

有许多人会奇怪，在英国这个制度严格、程序透明、媒体自由，公务员相对清廉的社会，怎么也会出现种种丑闻，去年是议员滥用津贴制度变相为自己增加收入，现在出现媒体可以不顾操守到窃听犯罪活动受害者的手机留言，在警方内部则时有收受贿赂向媒体通风报信的。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各种形式的权力都对人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当两种权力靠得太近时，相互利用的诱惑太大，这时野心与贪婪对人的腐蚀、对社会的破坏变得更为强烈。

检验一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要看丑闻是怎么被揭发的。去年议员津贴丑闻是由《每日电讯报》在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被揭发出来的，这次手机留言窃听案，则是在《卫报》多年不倦地追踪下曝光的。一个独立而多元化的媒体环境，是一个社会能够不断自我诊断、自我清理的重要保证。

上个星期英国联合政府出现了一次“最快速的转軚”，一个改革方案从提出到收回，不超过两天时间。

星期一《卫报》刊登了对联合政府中负责高等教育的次长威利斯(David Willets)的专访，其中威利斯提出，为改善大学财政，顶尖的大学可以施行“计划外招生”，对于那些成绩达到入学资格但没被选上的学生，可以让他们选择缴纳全额学费——— 每年1.2万到2.5万英镑不等，相当于海外留学生缴纳的学费，凭此成为大学“扩招”对象，获得入学资格。

这一方案有点实用主义，但也算不上是见钱眼开。威利斯还是花了一点心思考虑如何避免出现有钱就可以上大学这一结果的，比如大学可以采用在选择学生时隐藏家庭经济状况等。但他毕竟难以回答这一问题：如果学生不是成绩不好，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缴纳全额学费？这一政策很快就被大部分人诠释成“有钱可以买学位”，遭到几乎所有人的批评。第二天首相卡梅伦接受BBC采访时就没有表态支持，反而说“能不能上大学，靠的应该是学习能力，而不是支付能力”，同一天下午，威利斯在众议院接受紧急质询时已经完成“转軚”，他的改革方案变成了鼓励和允许企业和慈善机构出资赞助学生上大学的政策。

一个“扩招”方案能够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反映出在英国，高等教育依然被看作是提高整体全民教育水平、改善社会阶层升迁的手段，而非个人“投资未来”的市场工具。这一理念是英国高教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全球教育市场化的剧烈竞争中，这样的体制和理念正面临着考验。英国的高教系统以公立学校为主，全国一百多所大学中，仅有寥寥可数的几所私立大学。从牛津剑桥到刚刚成立的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大学，都是公立大学，每招一个学生，政府给予一定的教学资助。顶尖的英国高校必须与美国大学竞争，但是既不能像美国的常青藤联盟私立大学那样自由收取高额学费，又缺乏美国大学的校友巨资回馈母校的传统，加上科研商业化程度有所欠缺，自然出现资金薄弱，底气不足的感觉。与此同时，政府来为了提高全民素质，需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近年来政府教育经费支出随着大学生人数的膨胀而急升，在预算紧缩的大环境下，越来越有捉襟见肘的感觉。

对于保守党这样信奉市场理念的政党来说，靠市场来解决高教经费缺乏的问题是很自然的想法。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说服高教市场化并非私有化，不会动摇全民教育的根基。联合政府上台后对高教系统所做的重大改革之一是立法允许大学大幅上涨学费，学费封顶从原来的每年3000英镑升至9000英镑。这一政策其实在市场化上是完全失败的，几乎所有学校都一致收取9000英镑学费，并非产生学校间的竞争。但是虽然此举面临大学生和高校教师的强烈反对，却并未引起公众不满。

但是在威利斯的“计划外招生”方案上，“花钱买学位”的痕迹实在过于强烈。即便是教育市场化的坚定支持者，也会觉得此举缺乏公平性。对于反对教育市场化的人来说，更是坐实了保守党企图将高教私有化，把大学入学资格当商品卖这样的看法。

学位有价，但不是有钱就能买到，这就是英国人对高教市场化的底线。

Vince Cable――从英雄到狗熊

Vince Cable 曾经是英国政客中少有的一个既受爱戴、又让人佩服的议员，在 2007年Northern Rock 银行危机时他是最早呼吁国有化的，在金融海啸中，因为判断准确，被人戏称为“圣文斯”(Saint Vince)。他在代理自由民主党领袖时，议会辩论常有妙语，曾形容工党首相布朗“一星期内从斯大林变成了憨豆先生”。现在这句话回来送给他了，星期三《卫报》社论的题目是《从圣文斯到憨豆先生》(Dr Cable: From Saint Vince to Mr Bean)。

《每日电讯报》――成疑问的动机、有争议的手段

让 Vince Cable 变成 Mr Bean 的是《每日电讯报》，这份报纸的两名年轻女记者冒称自己是他选区的选民，诱导他谈论对联合政府运作的看法，特别是自由民主党的立场。毫无戒备的他在两名年轻女性听众面前变得格外夸夸其谈，却没想到所有对话都被秘密地录了音。

《每日电讯报》一向支持保守党，这次针对自由民主党的秘密行动，是否反映了这份报纸对联合政府执政的不信任？为什么针对自由民主党？他们会不会用同样手段去刺探保守党政府成员对自由民主党同事的私下看法？

说到手段，这种曝光议员与选民之间私下交谈的做法是有争议的，有人甚至说是违法的。许多人认同记者在报道新闻可以做违法的事，只要能用“符合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为其结果辩护，否则就要面对法律制裁。诱导和曝光 Vince Cable的私下谈话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这一点是成疑问的。

BBC ――抢了《每日电讯报》的先

这一事件关键之处，是 Vince Cable 谈话中最具杀伤力的部份，不是《每日电讯报》选择发表的他自称有“杀手锏”(nuclear option)，如果被逼过甚，他会通过辞职来“搞垮”联合政府云云，而是 BBC 抢先报道的他对关于新闻集团收购BSkyB的看法。

抢了这个先的是 BBC 的财经编辑、曾经担任过《星期日电讯报》财经编辑的 Robert Peston，他在当天下午卡梅伦和克莱格举行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此时应“告一段落”之后，发布了爆炸性的独家新闻，说收到来自《每日电讯报》内部“揭发者”送来的 Vince Cable 谈话“完整”记录，在其中Vince Cable 声称他“对默多克宣战并会取得胜利”。Vince Cable 所指的是他作为商务大臣下令媒体监管机构Ofcom调查新闻集团意图全资拥有卫星电视台BSkyB的动作。据“揭发者”称，他对《每日电讯报》“扣下”这一段内容强烈不满。

默多克/新闻集团――复杂的媒体势力平衡

《每日电讯报》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又牵出一串新的角色，奇怪的是，BBC也在其中。今年年中，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宣布意图全资拥有卫星电视台BSkyB (目前拥有39%股份)，一旦成功，新闻集团将全资拥有两份大报《泰晤士报》和《星期天泰晤士报》，两份发行量最大的小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再加上BSkyB，将会是一个运行资金比BBC还大、跨越电视和纸媒的英国最大媒体集团。这一举动立刻遭到其它媒体的反对，10月份在《每日电讯报》出版集团牵头下，《邮报》集团、《镜报》集团、《卫报》集团、Channel 4 电视台、英国电讯等机构共同签署了一份抗议信，认为此举将损害英国媒体的多元化环境，要求政府介入调查，签名者中包括了英国大部分的媒体机构。BBC总裁Mark Thompson都签了字，但后来在BBC Trust 的压力下为没有广泛咨询意见而道了歉。这封抗议信为Vince Cable 下令Ofcom调查提供了极好的理由。

Vince Cable 的立场和行动符合《每日电讯报》的利益，那么它们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故意扣下了Vince Cable的这段谈话？《每日电讯报》强烈否认，称只是发表顺序问题。BBC 发表这一新闻，最终对自己也不利，因为现在接替Vince Cable主管媒体事务的文化大臣Jeremy Hunt几乎是无条件地支持新闻集团全资拥有BSkyB，但是我们相信 Robert Peston 在拿到谈话全文时，没有去考虑这些后果。在他的博客上，他说“公布Vince Cable 关于新闻集团的谈话符合公众利益，这是直接明了、毫无疑问的。”

Sky News ――如何报道自己？

经常在英国媒体上看到BBC News报道有关 BBC 自己的有争议或是负面的新闻，现在轮到 Sky News 报道自己的母公司 BSkyB 是如何卷入这一纠纷了的。说实话，虽然同在新闻集团旗下，Sky News 的新闻平衡做得还是不错的，与美国的 Fox News 可以说是天上地下，这固然有归功于 Sky News 编辑的新闻操守，但是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传播媒体的“平衡守则”(impartiality code)，媒体有义务提供平衡的看法，是受Ofcom监管的。在当晚Sky News 的《明日报纸预览》(Paper Preview)节目中，嘉宾之一是前(新闻集团旗下的)《太阳报》主编Kelvin Mckenzie，他大力赞扬默多克是新闻的福音、新闻集团收购BSkyB是件好事，几次都要被主持人列出反对观点把他拉回来。

联合政府――把替罪羊留在身边

吹自己有“杀手锏”，Vince Cable 在内阁会议上道个歉就可以过关；说自己“向默多克宣战”，Vince Cable 失去了对媒体事务的管理权。但架空归架空、削权归削权，Vince Cable 却不可能被赶出内阁，《每日电讯报》和反对联合政府的保守党支持者的看法，基本上是指因为他是自由民主党的大臣，保守党不能动他，暴露了联合执政的不可行。但实际上，卡梅伦和克莱格把他留在内阁，恐怕还有更多考虑，对于克莱格来说，一旦Vince Cable 离开内阁，说话自由得多，说不定就成了自由民主党内部反对联合执政势力的领头人，对克莱格和联合政府造成威胁；对于卡梅伦来说，留下Vince Cable同时把他架空，对外显示他对联合执政的诚意，对内则少了一个难缠的对手。况且，按Channel 4 News 的 Jon Snow 的说法，Vince Cable 是英国大学学费上涨的替罪羊，留下来做挡箭牌更好。

2010年11月10日《卫报》头版

2010年11月10日的《泰晤士报》头版

今天的英国报纸中，4份大报加上《金融时报》，再捎带上《独立报》的“小报版” i 都在头版刊登了卡梅伦访华的照片，小报头版则完全没有这则新闻。《卫报》和《泰晤士报》用的是同一场合同一角度的照片，只是《卫报》不知处于何种考虑没有把温家宝包括在内。

2010年11月10日《独立报》头版

《独立报》在头版照片的选择上与其它报纸不同，占据大部份空间的是持枪的解放军仪仗队，卡梅伦只出现在照片的左下角，却把头扭向另一方，是“勇敢”？还是“顽固”？配上头版头条《卡梅伦对峙最大的社会集团》(Cameron confronts the biggest society)很耐人寻味。

卡梅伦面对中国学生的提问，是应付自如的。最尴尬的问题，是一个看上去像是留学生模样的人的提问：每次外国领导人来中国都要教训(lecturing)人权问题，那么你能从中国学到什么？

中国学生其实是相当友好的了，今天在伦敦，几万大学生到伦敦游行，抗议联合政府上涨本国学生学费，结果有一部份参加游行的人来到泰晤士河边的保守党总部大楼，砸了玻璃、攻入保守党总部办公室、上了楼顶、与准备不足的警方发生冲突。首相在北京向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讲、家里自己的政党总部却被英国大学生攻占了。

《南方都市报》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9月1日出版了个人回忆录《旅程》(A Journey)，上市第一天即引起了媒体极大关注，马上成为传记类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布莱尔离开英国政坛的三年中，他的继任者布朗快速地完成了从万众拥戴到分崩离析的过程。所以布莱尔与布朗的关系自然成为关注焦点。布莱尔在书中提到的他与布朗之间的关系，从最早的政治伙伴，相互了解、思维同步，“几乎像情人一样”，到最后几年势如水火，布朗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对布莱尔施以“恐吓”。其中的许多情节，其实早就是公开的秘密，现在终于从当事人之一口中确认而已。BBC政治编辑尼克·罗宾逊(Nick Robinson)在博客上用嘲讽的口气说：“这些年来我报道了不少关于两人交恶的谣传，有人说我无聊，有人指我夸张，还有人骂我捏造。我现在郑重道歉：实际情况比我报道的还要糟糕。”

撇开两人的私人恩怨，布莱尔对于政治领导人应有素质的看法，颇值得玩味。他说“要在英美政治领域取得成功，光有聪明是不够的，必须能够与选民交流，能用平白实在的语言与选民沟通……有时候能使用平白实在的语言说明了领导人具备政治决断力。”他显然认为自己拥有这种品质，而布朗虽然可称满腹经纶，却在沟通能力上完全欠奉，“情商为零”，显示其缺乏政治决断力，缺少成为政治领袖的素质。

但是对于沟通能力过于自信，有时候也会把自己引入歧途。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布莱尔依然表示“绝无遗憾”，铲除萨达姆、消除伊拉克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确保了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相信除了一些坚决反战人士之外，大部分人都不怀疑这是布莱尔的真实信念。有不少人认为布莱尔乐于充当美国“走狗”，唯小布什马首是瞻，这其实是个误解。《卫报》专栏作家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在今年爱丁堡图书节上评价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前的表现：“他对自己的能力、对英国的影响力产生了错觉，幻想凭自己的能力，有把握说服小布什按照他的设想走外交路线对付萨达姆，实际上美国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不管布莱尔愿不愿意承认，伊拉克战争将会是他政治生涯上的最大污点，掩盖了他的十年首相生涯中的成就，比如推动促成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那才是他的说服能力用得最恰当的地方。

布莱尔的“新工党”计划，把工党拉到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说服选民在工党领导下，英国可以做到在提高社会保障的同时保证经济活力。在国内政治上，这可能是他留下的最大遗产。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可以在书中找到解释，他说“现今的政治，更大程度上是与架构改变、项目管理和实现承诺有关，而不是在于僵硬、是左还是右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学得最透彻的大概是现任首相卡梅伦，和布莱尔一样，他把保守党拉到了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承诺在提高经济活力的同时维护社会保障。难怪布莱尔在接受BBC电视采访时，拒绝攻击卡梅伦，说他“知道当首相的难处”。

布莱尔回忆录出版的同一天，下届工党领袖选举的选票正陆续送达工党会员手中。五名候选人，包括公认的“布莱尔继承人”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都试图与布莱尔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布莱尔已经飞到美国，那里才是他的《旅程》将会卖得最好的地方。

不管具体数字如何，这一公布的意义是明显的，用卡梅伦的话说，年薪被“示众”，等于给了政府机构压力，在给高级公务员加薪之际要考虑社会影响。

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每周例行“首相答问时间”上，卡梅伦还宣布，今后将会对公务员工资封顶，在同一机构内部，最高工资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20倍。在170人的名单上，年薪最高的是平等交易办公室的首席执行官(年薪近26万英镑)，而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初级文员，底薪约为1.3万英镑，差不多刚好20倍。

新政府的这一举措，可以诠释为首相卡梅伦接受了“在平等社会中人民更幸福”的理念，打算缩小贫富差距，也可以解读成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小政府”，压缩公共开支的自然反应。卡梅伦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真心改造保守党，关怀中低层人民，缩小贫富差距，要看他会不会对私营企业中的收入不均采取行动。

去年11月份，当时还是反对党领袖的卡梅伦，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引述了两位英国社会学家的一本新书《平等指数》(The Spirit Level)中的观点，即从所有显示人民幸福的指标上看，做得较差的，总是那些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大的国家。两位作者理查·维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彼克特(Kate Pickett)研究的是公共健康状况背后的社会因素，引用大量研究数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公众健康、精神疾病、少女怀孕、平等机会等九大指标，都与社会平等程度有紧密的关联。收入差距越小的社会做得越好，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家的富裕程度就不再与人民幸福有直接关联。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即使是那些中高级收入者，都能从平等社会中获益。

卡梅伦如果确实赞同这些观点，他就不应只对公务员下手，因为公共部门的收入差距与私营企业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近20多年来，私营企业高层的工资和奖金涨幅大大高于普通员工已是一种常态，企业迷信于以高薪奖励高层，同时却抵触引入法定最低工资制度。这一价值观，现任商务大臣、自由民主党的文斯·凯博(Vince Cable)曾有精辟的概括：股东们似乎相信“高层需要加工资才有工作动力，低层需要压工资才会发挥潜能”。公务员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过是效仿私营企业而已。去年BBC的一档节目曾揭露英国的地方政府是如何以高薪猎头的方式聘请首席执行官的，做法上与私营企业没有什么两样。在相互攀比之下，地方政府的高管工资跳增的情况和私营企业一样令人咂舌。卡梅伦会不会出台政策改变私营企业中的收入悬殊，才是对他是否具有改善贫富分化决心的考验。

《平等指数》的两位作者承认，建立平等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也许是大部分人的理想，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无法调和、只有财富的增长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观点仍然是主流。在英国是这样，在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说服政府把人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行。

10多分钟之后，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前往白金汉宫，他的座驾没有警车保护，几次陷入伦敦傍晚的车流中。从白金汉宫出来之后，卡梅伦直接来到了唐宁街十号，作为英国两百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在10号大门外发表了第一次公开致辞。

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一个国家的政权能够这么低调平稳地交接，从首相到平民之间的转换，可以如此波澜不惊。布朗和卡梅伦分别对自己的继任者和前任表示了祝福和感谢，就像两支足球队，在比赛场上斗个你死我活，终场哨声一响，一定友好地握手告别。

其实布朗宣布辞去首相职位，有抢跑之嫌，因为虽然卡梅伦成为首相已成定局，但是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的联盟谈判，许多细节尚未谈完。自由民主党领袖克莱格，一直等到与本党议员的会议结束，在12日凌晨0点40分左右才公开宣布参加与保守党的联盟，成为联合政府中的副首相。其它的许多政策妥协与人事安排，则要等到12日才会慢慢公布。

现在的问题是，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会不会成为一个“稳定而强势”的政府？联合执政能维持多久？

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在政治理念上相差较大，在一些政策上，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星期二《卫报》摄影记者拍到了一份克莱格手中捏着的谈判纲要，其中的三个“红色底线”问题，就是例子：

· 欧洲事务

有一部分保守党人士对欧洲和欧盟有着强烈的怀疑甚至仇视的态度。卡梅伦为了争取内部支持，在2009年脱离了欧洲议会中的主流右翼政党集团EPP，让集团中的德国首相默克尔十分不满。而自由民主党传统上十分亲欧洲，克莱格还长期倡导英国加入欧元区。

· 移民问题

在竞选期间的第二场三党领袖电视辩论中，卡梅伦与克莱格曾在移民政策上发生激烈争论。保守党长期以来主张严格控制移民，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对非欧盟国家移民施加限额的制度。自由民主党不仅反对限额，而且还主张对已经长期居住在英国的非法移民进行大赦。

· 核武器升级

英国目前拥有的四艘携带核导弹的“三叉戟”潜艇，正面临升级换代。保守党一直坚持英国必须拥有独立的核打击力量，主张对核武器和潜艇进行升级换代。而自由民主党则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威胁主要来自国际恐怖活动，拥有核武器不能保证英国的安全，是一种落后的观念。

这三个问题，不过是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严重分歧的几个例子而已。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拉拢自由民主党的一个重大让步，保守党同意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在大选中引入选择性投票制(AV)，但由于保守党本身对选举改革并不情愿，可能在公投中鼓动投反对票，阻止自由民主党得到他们最渴望得到的胜利。

在已经透露出来的合作方案细节中，两党在以上的各个问题上都有所妥协和让步。然而两党能否说服各自的议员、基层党员和支持者们，让他们认同这些妥协有利于国家和政党本身的前途，对两党来说都将会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和严重的挑战。

英国大选之后产生无多数派议会，是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自由民主党参与执政，是二战后的第一次。长期习惯于议会多数派执政的英国政客和选民，对于联合执政中所必需的交易与妥协，未必容易接受。如果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希望自己的联盟能够成为一个“稳定和强势”的政府，则需要花力气赢得选民对这种“以妥协寻求共识”的执政理念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