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留言窃听案爆发之后，媒体大亨默多克亲自到伦敦处理危机。本周二他和儿子詹姆斯一起到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与体育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在这场受到极大关注的听证会上，除了面对泼奶油泡沫的示威者时还需要妻子邓文迪“出手救夫”之外，默多克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面对议员们咄咄逼人的提问，默多克几乎每次都是诚恳严肃地回答“我不知道”，詹姆斯则会在侃侃而谈一番后说“其实没有人告诉过我”。于是许多有关手机留言窃听的关键细节，依然是一个谜团。

但是这一听证会的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两种力量的公开对峙，一方是媒体大亨手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议员被民主制度所赋予的权力。正因为如此，默多克在听证会上的一番话就特别耐人寻味，2010年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之后，默多克一家被邀请到唐宁街十号，“从后门进入”，接受新首相对他的谢意。大选期间，新闻集团旗下四份报纸为保守党提供了强大的舆论的支持。但是默多克紧接着补充道：他和前首相布朗也很熟，“我们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

第二天轮到首相卡梅伦面对议员们了，在下议院的辩论厅内，卡梅伦被议员们反复追问他和新闻集团高层的私下见面时，有没有讨论过新闻集团意图全资拥有天空卫视之事？卡梅伦不肯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强调见面时从没有“不适当”的谈话。但是自从卡梅伦去年5年成为首相以后，他与新闻集团的高层见了26次面，难道会从未提及这桩新闻中的大事？

做得再为隐秘，每次都从后门出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与英国政界高层的密切关系一直都不是秘密。据前首相布莱尔的副新闻官回忆，布莱尔与默多克之间确实有某种默契，不是朋友但至少不会作对。之后的布朗显然也没有抗拒与默多克交往。而卡梅伦不仅获得了新闻集团旗下报纸的支持，他的新闻官还是《世界新闻报》的前主编安迪•库尔森。问题在于，政客与媒体间关系过于密切，到了有默契的程度，其后果要么就是政客被媒体操纵，要么就是媒体成为政客的传声筒。

新闻集团与警方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伦敦大都会警区的45名新闻官中，有10人曾是《世界新闻报》的员工。几年前决定对手机留言窃听案停止调查的副警察总长叶茨，就和《世界新闻报》副主编沃利斯是好朋友，在他的推荐下沃利斯成了大都会警区的媒体顾问。现在两人一个因调查不力辞职，一个因卷入手机留言窃听被捕。

有许多人会奇怪，在英国这个制度严格、程序透明、媒体自由，公务员相对清廉的社会，怎么也会出现种种丑闻，去年是议员滥用津贴制度变相为自己增加收入，现在出现媒体可以不顾操守到窃听犯罪活动受害者的手机留言，在警方内部则时有收受贿赂向媒体通风报信的。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各种形式的权力都对人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当两种权力靠得太近时，相互利用的诱惑太大，这时野心与贪婪对人的腐蚀、对社会的破坏变得更为强烈。

检验一个社会的抗腐蚀能力，要看丑闻是怎么被揭发的。去年议员津贴丑闻是由《每日电讯报》在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被揭发出来的，这次手机留言窃听案，则是在《卫报》多年不倦地追踪下曝光的。一个独立而多元化的媒体环境，是一个社会能够不断自我诊断、自我清理的重要保证。

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之后，离任四年的布莱尔似乎已从英国公众面前消失了，但是一旦提起伊拉克战争，他的出现却仍然能够掀起一阵波澜，在一些人看来，伊拉克战争似乎成了判定布莱尔的唯一标签。

其实布莱尔担任首相10年，在这之前担任反对党领袖3年，对英国的政治格局和主流意识走向都造成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布莱尔之后媒体与公众对政客的期待，造成了他的继任者布朗的失败，促使了保守党领袖卡梅伦的成功。在这本据说是完全由布莱尔亲自动笔写作的自传中，有相当篇幅是他对这13年心理历程的坦诚描述。但这些究竟是深刻的自我剖析？还是继续为自己开脱？每个读者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能从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布莱尔，一个有着丰富的领导才能，具备沟通天赋，渴望改变世界的政客，带着宏大的理想上台，10年之后却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不合适的接班人，无力说服英国走近欧洲，更严重的是，还把英国带进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拥有领袖天赋——却留下一个败局

布莱尔与布朗的恩怨纠葛，一直是一个影响工党乃至英国政局变迁的关键因素。想粗略的了解这段历史有一个捷径：看一遍2003年英国拍摄的电视电影《君子协定》(The Deal)。两人1983年同时成为工党议员，窜升较快的布朗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老大，然而1994年工党领袖位置出现空缺时，布莱尔却果断地挑战布朗并成功地夺取了工党领导人地位――“夺取”是布莱尔自己选择的用语。他在书中写道：领导人的位置，应该是“满怀殷切”地去争取，甚至可说是“夺取”过来的。

事实证明布莱尔“夺权”对工党来说是一件好事，在他的带领下，工党被改造成了“新工党”，由传统的政治左翼向中间地带靠拢，重回执政之路。这一过程中的阻力不小，书中提到即使是“新工党”的“新”字(New)第一个字母是该大写还是小写都是经过了一番辩论的。工党内部有不少人支持布莱尔的改造计划，但许多人的出发点并不是理念认同，而把这一改造看作是上台执政的代价。布朗就是其中之一，说到底，在政治理念上，他与布莱尔不是同路人。

布莱尔的领导能力，不仅仅在于他吸引了一批得力的亲信幕僚，比如书中多次被夸奖的议员曼德尔森、新闻官坎贝尔和幕僚长鲍威尔，更多的是体现在他能容忍与他理念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并委以重任。

布朗就是一个布莱尔需要控制住的最有影响力而又最心怀不满人，把布朗留在身边，曾是布莱尔最成功的决定，到后来却成了他最大的失误。他在书中承认，他一直认为撒切尔夫人执政晚期极力阻止赫塞尔廷继位是一大败笔，因为取而代之的是虚弱的梅杰。布莱尔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对继位人不打击不干涉，最终的结果却是犯了和撒切尔夫人同样的错误，让布朗成为工党领袖，等于把首相位置“送给了保守党”。

最能说服人的沟通者――却无法走近欧洲

作为一个天才的沟通者，布莱尔的特长是能够说服别人干原来不愿意做的事情。1997年戴安娜突然去世，皇室对民众的悲痛不知所措，布莱尔说服女王在白金汉宫下半旗、做电视讲话，安然度过一场宪政危机，这是他出色沟通说服能力的体现。

在这方面他的最大贡献是促成了北爱的和平进程。北爱敌对双方之间有民族主义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对立，交战多年，各自都有累累血债。要说服他们走进同一个房间，坐在同一张桌子边都要费尽口舌。布莱尔就有这样的魅力，能够很快分别地与保皇派和新芬党领袖们建立起信任，把他们“拽到一起”开始谈判。历时多年的谈判中曾出现多次反复，足以让任何一个稍稍缺乏一点自信的人动摇甚至放弃。布莱尔的锲而不舍，加上他强大的沟通能力，是北爱能最终达成和平的关键原因。

但是无论布莱尔多么努力，还是无法说服英国公众信任欧洲，他带领英国走向欧洲的计划还是半途而废了。布莱尔对英国在大西洋两岸间的地位，有着近乎理想化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一定要走向欧洲，参与欧洲的核心决策，但同时他想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让英国成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这一理想状态的达成，依赖不少外在因素，首先要有一个理解美国的欧洲和一个尊重欧洲的美国，其次还要英国民众愿意。对于英国人对欧盟的天生敌意，布莱尔无力扭转也无法解释，只能在书中提出一个奇怪的看法：“因为欧盟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不是奠基人，所以总缺乏热情”。与此同时欧盟出台的战略政策，往往倾向与决策权的集中化，坐实了英国人心目中欧盟是个巨无霸的官僚机构这一偏见。面对这一现实，布莱尔只能承认失败，因为他连自己的财政大臣布朗都说服不了。

宗教般的救世情怀――却深陷战争泥潭

以“人道原则”而发动干涉他国的战争，布莱尔认为属于正义之战，这一信仰是基于他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经验。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布莱尔执着地说服美国和欧洲各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下，通过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发起地面入侵，终于用武力让米卢舍维奇低头了。第二年在塞拉利昂，布莱尔又是未经任何国际机构授权，就派出英军帮助当地政府部队打败了反叛武装，稳定了政局。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布莱尔都曾受到过救世主般的欢迎。

这一救世情怀，是否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布莱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本书中他几次提到在自己生命中，比政治更重要的就是宗教。他没有提到的是他在2009年底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到宗教信仰在他做出发动战争这样的决定时所起的作用，那就是可以让他放心地去做自己认为道义上是“对”的事，在科索沃、塞拉利昂是如此，在阿富汗、伊拉克亦是如此。

为证明自己积极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不是为了无条件“跟着美国走”，他指出早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他就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演说中提出了国际社会出于人道主义干预他国的原则。9/11之后西方盟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正符合他的这一原则，他坚持认为积极参与其中既是英国的国际义务，也有利于英国的安全。

伊拉克战争让布莱尔遭到许多人的痛恨与唾弃，但是大部分人反对者还是接受了他是“出于真心”支持美国的说法。有人会说这比只顾国家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更危险，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行为动机上的一致性。

布莱尔在这13年中既拥有令人自豪的成功，也经历了伤痕累累的失败。向不同的人提起他来，往往能激起截然相反的反应。这部自传2010年9月在英国出版时，出现了的反应也是剧烈和矛盾的。在都柏林举行签售时，出现了一边是等签名的长龙，另一边是抗议人群的景象。伦敦市中心的签售会因担心示威冲突不得不取消，留下的签名版则被蜂拥而至的读者一抢而空。曾有人组织幽默型抗议：到书店偷偷地这本书放到他们认为“应该属于的书架”：犯罪、恐怖、小说、幻想、或是讽刺类，不过这些小打小闹的抗议完全阻止不了这本书的畅销。从这部自传中，布莱尔对自己在政治决策背后的心理动机以及对民主运作的反省不管是对失措，至少是诚恳的，作为读者，你可以在看过之后再决定到底应该把他的这段政治旅程归入哪一个类别。

《南方都市报》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9月1日出版了个人回忆录《旅程》(A Journey)，上市第一天即引起了媒体极大关注，马上成为传记类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布莱尔离开英国政坛的三年中，他的继任者布朗快速地完成了从万众拥戴到分崩离析的过程。所以布莱尔与布朗的关系自然成为关注焦点。布莱尔在书中提到的他与布朗之间的关系，从最早的政治伙伴，相互了解、思维同步，“几乎像情人一样”，到最后几年势如水火，布朗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对布莱尔施以“恐吓”。其中的许多情节，其实早就是公开的秘密，现在终于从当事人之一口中确认而已。BBC政治编辑尼克·罗宾逊(Nick Robinson)在博客上用嘲讽的口气说：“这些年来我报道了不少关于两人交恶的谣传，有人说我无聊，有人指我夸张，还有人骂我捏造。我现在郑重道歉：实际情况比我报道的还要糟糕。”

撇开两人的私人恩怨，布莱尔对于政治领导人应有素质的看法，颇值得玩味。他说“要在英美政治领域取得成功，光有聪明是不够的，必须能够与选民交流，能用平白实在的语言与选民沟通……有时候能使用平白实在的语言说明了领导人具备政治决断力。”他显然认为自己拥有这种品质，而布朗虽然可称满腹经纶，却在沟通能力上完全欠奉，“情商为零”，显示其缺乏政治决断力，缺少成为政治领袖的素质。

但是对于沟通能力过于自信，有时候也会把自己引入歧途。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布莱尔依然表示“绝无遗憾”，铲除萨达姆、消除伊拉克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确保了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相信除了一些坚决反战人士之外，大部分人都不怀疑这是布莱尔的真实信念。有不少人认为布莱尔乐于充当美国“走狗”，唯小布什马首是瞻，这其实是个误解。《卫报》专栏作家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在今年爱丁堡图书节上评价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前的表现：“他对自己的能力、对英国的影响力产生了错觉，幻想凭自己的能力，有把握说服小布什按照他的设想走外交路线对付萨达姆，实际上美国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不管布莱尔愿不愿意承认，伊拉克战争将会是他政治生涯上的最大污点，掩盖了他的十年首相生涯中的成就，比如推动促成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那才是他的说服能力用得最恰当的地方。

布莱尔的“新工党”计划，把工党拉到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说服选民在工党领导下，英国可以做到在提高社会保障的同时保证经济活力。在国内政治上，这可能是他留下的最大遗产。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可以在书中找到解释，他说“现今的政治，更大程度上是与架构改变、项目管理和实现承诺有关，而不是在于僵硬、是左还是右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学得最透彻的大概是现任首相卡梅伦，和布莱尔一样，他把保守党拉到了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承诺在提高经济活力的同时维护社会保障。难怪布莱尔在接受BBC电视采访时，拒绝攻击卡梅伦，说他“知道当首相的难处”。

布莱尔回忆录出版的同一天，下届工党领袖选举的选票正陆续送达工党会员手中。五名候选人，包括公认的“布莱尔继承人”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都试图与布莱尔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布莱尔已经飞到美国，那里才是他的《旅程》将会卖得最好的地方。

当然在这本回忆录中，“第三个人”是指新工党计划的三个创始人，其他两个都先后做了工党领袖和英国首相，只有一直扮演幕后角色的曼德尔森，为工党创纪录的13年执政期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很早就成了右翼小报的攻击对象，在工党执政初期就因财务丑闻而染上污点，在工党内部也不受左翼势力的欢迎，两次从内阁辞职之后，就再也没有成为未来工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可能了。不过当他在2008年从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的位置退出，回到英国帮助布朗组阁之后，确实一度成为工党政府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这是他向首相的位置走得最近的一刻了。

最近重看Channel 4 2003年拍的电视电影《君子交易》(The Deal)，注意到了一些过去忽略的细节和角色，其中就有曼德尔森。1990年代初，布朗还是工党少壮派中的当然领袖时，曼德尔森是他的亲信和追随者，但在1994年，当时的工党领袖史密斯去世之后，曼德尔森转投布莱尔阵营，支持他成为工党领袖，据称布朗对此“背叛”行为一直耿耿于怀。

布莱尔与布朗之间，是否真的在伦敦的Granita餐馆秘密达成了“君子交易”：布莱尔在担任一届首相之后让位给布朗，在政治传说中几乎已是铁定的事实，这里也有《君子交易》这部电影的功劳。其实两个当事人一直对此缄口不言，布朗还没出回忆录，布莱尔的回忆录《旅程》(A Journey)即将出版，其中会否有对这次见面的亲身回忆，而且回忆是否可靠，都还是未知数。不过曼德尔森在关键时刻的“跳槽”是不争的事实，他也不以为耻。在这之后他还是布莱尔布朗两个阵营之间在未来工党政府政策谈判上的关键人物，这些都有文字记录为证。现在看来，他选择布莱尔，眼光是不错的。

但是对于电影中的政治事件，观众还是应该抱着一定的怀疑态度，因为那毕竟不是历史，而是作者的想象。作者自然会用“虚构的真实”更具有代表意义，比真实还“真”来为自己辩护，但也有例外。在最近 BBC Radio 4的《4台档案》(Archive on 4)节目Dramatise New Labour中，《君子交易》和《女王》(The Queen (2006))的导演 Stephen Frears 对主持人、诺丁汉大学英国政治中心主任 Steven Fielding 说，他在《君子交易》中对布莱尔和布朗关系的描写，其褒布朗贬布莱尔的倾向，与他当时(2003年)对布莱尔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强烈不满有关，另外他还说在《女王》中，布莱尔那句著名的“人民的公主” (people’s princess)被演绎成是由新闻官Alistair Campbell发明，暗示布莱尔只擅长“包装”，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现在相信那确实是布莱尔的由衷之言。

看政治人物回忆录，固然要对其自我标榜保持戒心，但是看基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影视作品，也得时刻提醒自己，那不过是带有政治倾向或是有戏剧化娱乐化要求的创作者眼中的虚构历史而以。

10多分钟之后，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前往白金汉宫，他的座驾没有警车保护，几次陷入伦敦傍晚的车流中。从白金汉宫出来之后，卡梅伦直接来到了唐宁街十号，作为英国两百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在10号大门外发表了第一次公开致辞。

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一个国家的政权能够这么低调平稳地交接，从首相到平民之间的转换，可以如此波澜不惊。布朗和卡梅伦分别对自己的继任者和前任表示了祝福和感谢，就像两支足球队，在比赛场上斗个你死我活，终场哨声一响，一定友好地握手告别。

其实布朗宣布辞去首相职位，有抢跑之嫌，因为虽然卡梅伦成为首相已成定局，但是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的联盟谈判，许多细节尚未谈完。自由民主党领袖克莱格，一直等到与本党议员的会议结束，在12日凌晨0点40分左右才公开宣布参加与保守党的联盟，成为联合政府中的副首相。其它的许多政策妥协与人事安排，则要等到12日才会慢慢公布。

现在的问题是，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会不会成为一个“稳定而强势”的政府？联合执政能维持多久？

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在政治理念上相差较大，在一些政策上，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星期二《卫报》摄影记者拍到了一份克莱格手中捏着的谈判纲要，其中的三个“红色底线”问题，就是例子：

· 欧洲事务

有一部分保守党人士对欧洲和欧盟有着强烈的怀疑甚至仇视的态度。卡梅伦为了争取内部支持，在2009年脱离了欧洲议会中的主流右翼政党集团EPP，让集团中的德国首相默克尔十分不满。而自由民主党传统上十分亲欧洲，克莱格还长期倡导英国加入欧元区。

· 移民问题

在竞选期间的第二场三党领袖电视辩论中，卡梅伦与克莱格曾在移民政策上发生激烈争论。保守党长期以来主张严格控制移民，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对非欧盟国家移民施加限额的制度。自由民主党不仅反对限额，而且还主张对已经长期居住在英国的非法移民进行大赦。

· 核武器升级

英国目前拥有的四艘携带核导弹的“三叉戟”潜艇，正面临升级换代。保守党一直坚持英国必须拥有独立的核打击力量，主张对核武器和潜艇进行升级换代。而自由民主党则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威胁主要来自国际恐怖活动，拥有核武器不能保证英国的安全，是一种落后的观念。

这三个问题，不过是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严重分歧的几个例子而已。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拉拢自由民主党的一个重大让步，保守党同意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在大选中引入选择性投票制(AV)，但由于保守党本身对选举改革并不情愿，可能在公投中鼓动投反对票，阻止自由民主党得到他们最渴望得到的胜利。

在已经透露出来的合作方案细节中，两党在以上的各个问题上都有所妥协和让步。然而两党能否说服各自的议员、基层党员和支持者们，让他们认同这些妥协有利于国家和政党本身的前途，对两党来说都将会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和严重的挑战。

英国大选之后产生无多数派议会，是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自由民主党参与执政，是二战后的第一次。长期习惯于议会多数派执政的英国政客和选民，对于联合执政中所必需的交易与妥协，未必容易接受。如果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希望自己的联盟能够成为一个“稳定和强势”的政府，则需要花力气赢得选民对这种“以妥协寻求共识”的执政理念的理解和支持。

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还在商谈联盟细节，各种消息来源透露这是一个联合政府，而不是保守党的少数派政府。卡梅伦担任首相，克莱格担任副首相。自由民主党有6人进入内阁，比较有意思的猜测是 Vince Cable 会不会成为新政府的财相？

从人员上看，布朗的离去，是新工党的终结，不过新工党计划在2008年金融海啸到来时，就已经结束了。工党需要新一代的领导人来重振旗鼓。

在组织能力上看，布朗领导的工党已是疲态尽露，即使昨天布朗打出最后一张牌：辞职，打乱了保守党的计划，工党内部也没有能力在谈判上跟进，反而让自由民主党怀疑工党有无能力通过竞选改革的立法过程。反观保守党，因渴望执政而具有纪律性和冲劲，很快做出反击，把自由民主党拉了回来。

新一届政府，会不会是所谓“稳定和强势”的政府？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的合作，能维持多久呢？从克莱格的“谈判红色底线”上看，欧洲、移民、核潜艇、都是立场尖锐对立的政策领域，当然还有选举改革，今后几年(据说是3年的联合政府)将会让英国政客和英国选民体会一下联合政府是怎么工作的。

投票日的第二天，自由民主党领袖克莱格宣布说，赢得最多选票和议席的保守党，拥有“第一选择权”，选择执政联盟，自由民主党愿意与保守党谈判合作事宜。

正当双方谈判3天，许多人以为接近尾声之时，形势在星期一下午大起波澜，几天下来的一切假设和推论一下子全部都不作数了。

先是自由民主党谈判代表声明因为本党议员们对几项政策尚有疑问，需要保守党“澄清”，等于给这一谈判刹了车，紧接着自由民主党领袖克莱格声称正式开始与工党谈判，“应该考虑各种选择”。后来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原来自由民主党早就在与工党接触商讨合作方案。

下午5点，工党领袖布朗在唐宁街10号门口发表简短讲话，宣布将辞去工党领袖职位。虽然根据君主立宪制传统，布朗仍然是过渡时期的英国首相，但是布朗的让位，无疑给工党与自由民主党的联盟扫清了一个重要障碍。这几天来自由民主党内部人士多次表示愿意和工党联盟，但却无法接受布朗的领导。

自由民主党转向工党，一方面是出于政策考虑，自由民主党与保守党在欧洲、移民、教育政策上有很大分歧，两党政治理念相差较远，合作起来在心理上抗拒、操作上困难；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对于自由民主党的选举改革的诉求，保守党内部有着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比例代表制将对保守党造成伤害，同时会动摇英国议会以选区为主导的传统。

而在工党今年的竞选纲领中，就已经列出了改革选举制度，引进选择性投票制这一条(alternative vote，AV)。AV即指选民可以在选票上指明自己的“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如果清点“第一选择”之后没有一名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则开始计 “第二选择”。虽然还称不上真正的比例代表制，但AV毕竟符合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工党与自由民主党在政治理念上比较接近，联合执政相对容易，工党既许诺引进选择性投票制，有可能进一步改革选举制度，现在布朗又牺牲自己，消除了这道障碍，对自由民主党来说，与工党联盟的吸引力大大增加了。

布朗宣布辞职，完全打乱了保守党拉拢自由民主党的算盘。感觉遭受自由民主党的背叛，担心失去执政可能的保守党，在这一危险处境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让步：同意就 AV举行全民公投，保守党谈判代表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声称这已是保守党的底线。

现在皮球又踢回自由民主党一边，如果选择保守党，则马上可以取得议会多数，获得几十年没有得到过的执政权力，但是在选举制度改革上，保守党仅仅许诺举行全民公投，并不表示支持AV。保守党已经明言一旦公投开始，他们会鼓动自己的支持者投反对票，所以到头来，自由民主党的选举制度改革很有可能是一场空。

如果选择工党，克莱格不得不考虑这一联盟在选民心目中的合法性。工党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谁该是首相？布朗已经辞职，克莱格的自由民主党议席太少，成为联盟领袖难以服众。工党已经开始竞选新的领袖，外交大臣米利班德( David Miliband) 是热门人选，但这无疑是对电视辩论的极大讽刺：参加电视辩论的三党领袖，竟然没有一个成为下届政府的领导人。自由民主党以倡导公平选举作为竞选口号、在电视辩论上出尽了风头。如果现在为了政党利益，甘心接受一个没有作为党派领袖参选的工党议员作为首相，会不会因此被认为放弃原则而为选民所唾弃？这恐怕是克莱格和他的手下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经济观察网：2010年英国大选观察

女王在接受了现任首相的“请辞”之后，必须马上接受新任首相的觐见，“邀请”他/她担任首相、组成政府。这之间的空隙，一般不过是一个小时左右。

找到新任首相，是离任首相的责任，所以星期五《太阳报》头版把布朗称为“赖在唐宁街10号的苏格兰人”并不公平。

英国大选采用简单多数制，一般都能保证新任首相在投票第二天就能产生，今年出现无多数派议会，谁是新任首相就变得扑溯迷离了。布朗辞职，是为工党――自由民主党的联盟扫清障碍。在与保守党谈判了三天之后，自由民主党今天下午宣布正式与工党谈判联盟事宜，公开地脚踏两条船了。工党――自由民主党联盟的障碍之一，就是布朗，自由民主党内部人士这两天已多次表示愿意和工党联盟，但是布朗必须走人。

如果工党――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政府，那么谁是首相？布朗已经辞职，克莱格的自由民主党议席太少，也不可能成为联盟领袖。工党已经开始竞选新的领袖，外交大臣 David Miliband 是热门人选。这无疑是对电视辩论的极大讽刺：参加电视辩论的三党领袖，竟然没有一个成为下届政府的领导人。

现在全英650个选区，已有完成了点票，结果是保守党 304，工党258，自由民主党 57，其它28，仅剩3席未知结果。这一结果，与昨晚的选举站出口调查(exit poll)结果非常接近。保守党议席数排第一，但是未过半数(325)，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加起来(315)，超过了保守党，但还是没有超过半数。

这是一个纠结难解的无多数派议会(hung parliament)。当然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结盟，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但是自由民主党的最大诉求：在大选中引进比例代表制，在保守党内难以通过。今天早晨克莱格把球踢给了卡梅伦：他说获得最多议席以及最多选票的保守党在组成政府上有优先权，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党愿意先考虑来自保守党的结盟条件。

卡梅伦的回答是他要建立少数派政府，这点非常清楚。但同时他又愿意和自由民主党合作，他列出了一堆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上的相似之处，设计财政赤字、身份证、教育等，认为可以在这些方面合作，但是在最重要的选举改革上，他提出的是可以组成一个跨党派委员会，研究选举改革，没有提到这个委员会的权威如何，以及比例代表制占多大份量。

在我看来，卡梅伦没有在选举改革上给予多少让步。与其说是向自由民主党示好，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自由民主党不合作，就是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埋下的另一伏笔是，自由民主党可以选择不合作，但是可以让保守党的少数派政府正常运作，而不是事事投反对票。

自由民主党还没有回应卡梅伦的提议，工党的布朗早已表示愿意和自由民主党合作，并会以选举改革作为合作条件。现在到底会出现保守党的少数派政府，还是工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还是未知数。

不过总体来说，这三场电视辩论，就是一个“闷”字。在开头的新鲜感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三位领袖的言辞开始变得乏味。事先人们以为对电视辩论设下的种种规矩会导致辩论平淡，现在开来，是三位领袖的过于拘谨让电视辩论难以出彩。当然他们也有难处：过于超脱则显得漠然，主动攻击对手则不招选民喜欢。

与美国的总统竞选不同，英国公众对于参与电视辩论的三党领袖，在过去几年中已有相当多的了解。如果说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是候选人向全国公众介绍自己的机会，那么英国的三党领袖对公众已不再是新鲜人物。在这一点上，自由民主党领袖克莱格(Nick Clegg)沾了最多的便宜，因为他是公众了解最少的领袖，起点低，他在电视镜头前的放松自如立刻为他赢得的许多分数。

相比之下，布朗一直不擅长公共演讲，期望值低，失败的可能性也低。令人感兴趣的是卡梅伦的表现，他以优势姿态参与电视辩论，却似乎无法施展他的魅力，也许是策略原因――比如第一次电视辩论眼睛不看镜头，也许是心理状态没有调整好，卡梅伦始终不能在电视辩论中把其他两位领袖甩开。是谁赢得了三场电视辩论，卡梅伦还是克莱格？甚至是布朗？没有清楚的答案，这对卡梅伦来说，就不能算是成功。

但其实谁赢得了电视辩论，不过是个细节问题。三场电视辩论的赢家，无疑是克莱格，这个结论在电视辩论开始前就能作出了。现在自由民主党的地位更是居住轻重，如果大选产生无多数派议会(hung parliament)，自由民主党极有可能参与联合执政，即使保守党获得超过半数议席，很有可能优势微弱，要换取自由民主党的支持，就得给予一些回报，比如改革选举制度。

媒体自然是对辩论十分看重，电视辩论前有预测，之后有评论，评论还分好几个层次，先是三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评论，接着是三名媒体/公关人士(分别与三党有一定联系)出面评论，随后是采访不能参加电视辩论的小党高层(UKIP、SNP、绿党等)，这些人当然站在党派立场说法，评论中都带私货。比较公允一点的，是传播媒体的记者编辑们做的评述。在稍后一点，是各家民意调查机构做的快速调查。

但我怀疑电视辩论对选民投票到底会有多少直接的影响，认为某人“贏”了电视辩论，并不意味着投他一票(况且在绝大部分选民的选票上，没有三党领袖中任何一人的名字)。许多人不看电视辩论，但是会扫一眼第二天的报纸标题。与传播媒体不同，英国的报纸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可以想像对电视辩论的评论总结也会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异。所以说到底，电视辩论并不能真正用来向选民展示三党的政策党纲，而是用于推销党派领袖，对于大部份选民而言，不过是印证了心中对三党领袖已有的成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