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 Big To Fail: Inside the Battle to Save Wall Street
作者 Andrew Ross Sorkin
出版社 Allen Lane (平装本2009年10月29日出版)
页数 640页
定价 £14.99
ISBN 978-1846142383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雷曼兄弟前CFO Erin Callan 的文章，称她是“冲破了玻璃天花板，然后摔入了玻璃悬崖”，2007年底没有会计资历的她被CEO Dick Fuld 提拔到CFO 的位置上，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被许多媒体称为“华尔街上权力最大的女人”。她在雷曼兄弟的工作之一是抵御“带敌意”的媒体和金融分析师的攻击，她在2008年3月的一场面对业内人士的会议上作出的自信表现，为她赢得不少掌声，2008年6月让位给雷曼兄弟的救火队，3个月后雷曼兄弟就倒闭了。

Andrew Ross Sorkin 的 Too Big To Fail 就是以2008年3月这场会议为起点，跟踪这场金融海啸中的各种重要角色：雷曼兄弟高管、华尔街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美国财务部，还包括涉入其中的英国和韩国政府和银行，直到9月14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及其余波。

这本书的最大卖点是第一手资料的掌握，作者是《纽约时报》金融记者，曾采访了几百个当事人，书中除了书面资料，还有大量的对话引用，email 和 Blackberry 短信的原文，从美国财政部长 Hank Paulson 与英国财相达林的电话谈判，到 Erin Callan 与死对头 David Einhorn 在email上的唇枪舌剑，其涉及之广，恐怕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作者说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理论分析，而是关于那些置身风暴中央的人物，所以读起来有如小说一般，除了大量对话外，还有“她手拿咖啡，冲下楼梯，身穿高雅的黑色套装”这样的细节描写。

但是作者采访的人再多，也无法揭露出雷曼兄弟内部玩弄帐目掩盖财务真相的手段。这本书的不足也在这里，虽然作者关注人物，但是大部份读者恐怕对这些人的命运并不感兴趣，而是期待他能对造成金融海啸的华尔街文化做出深入地剖析。只有到了全书最后的结语部份，作者才对当时的财政部长 Hank Paulson “撒手不管”雷曼兄弟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谈到“拯救雷曼兄弟”中的关键一幕：英国政府阻止巴克利银行收购雷曼兄弟时，他引用了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如果把英国政府换成美国政府，不顾风险“去救雷曼兄弟，我们是会遭弹劾的。”

本周二晚，默文·金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发表讲话，对银行业获得的纳税人的巨额资助下表示担忧，他借用前首相邱吉尔的话来发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是，这么少的人欠这么多人这么多钱，而且迄今改革甚少”。

在2008－2009年的金融海啸期间，英国政府动用了近1万亿英镑资金向银行业注资、贷款和提供担保，稳定了金融体系，但是也遭到不少指责，特别是近期传出的各家银行将在年底颁发巨额奖金的消息，再次引起舆论批评，不少人开始质疑政府救援银行之举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默文·金表示，用于救助银行业的资金之巨“让人窒息”，但是银行业改革却步调缓慢。他认为，避免金融海啸的再次发生，光靠加强政府监管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对银行业做结构性的改革。

他的银行改革方案的核心，是将银行分拆为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零售银行经营范围有限，赢利幅度不大，但是风险不高，政府在对其监管的同时，会提供担保，保证不会损害储户利益和经济稳定性。投资银行可以经营高风险、高杠杆的金融产品，但是必须持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同时一旦倒闭，不会影响整体经济，无需政府施与援手。

默文·金的这一提议，与英国政府的改革方案有较大分歧。就在他发表这番讲话的第二天，财政大臣达林再次指出，银行分拆的方案过于简单化。首相布朗也用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美国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两个例子，说明不管是零售银行还是投资银行，一旦出事，都会给市场带来巨大震动。

英格兰银行与英格政府之间的分歧，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与目前英国的政治局势有关。英国明年5月前必须举行大选，根据民意调查结果，现在执政的工党政府很有可能下台，由保守党取而代之。因此保守党对默文·金提议的看法，就变得十分重要。

保守党影子财相奥斯伯恩(George Osborne)已经宣布一旦保守党上台，将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首先他们会重组目前的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FSA)“三驾马车” (tripartite)监管体系，撤销金融监管局，给予英格兰银行更大的监管权限。但是对于是否支持默文·金的分拆银行提议，保守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态。

许多金融界的人士，对默文·金的这一提议会否成为政策，都十分关注，但是估计在今后几个月内，都不会得到确切的答案。英国金融业改革的方向，将会取决于英国政治风向的改变。

在雷曼兄弟倒闭一周年之际，BBC根据公开的资料和当事人的记录，同时制作了电视剧《雷曼兄弟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Lehman Brothers)和广播剧《雷曼之死》(The Day That Lehman Died)，两部作品所再现的，都是2008年9月12日到14日的这个周末，在纽约美联储大厦和雷曼兄弟总部发生的剧变。

9月12日星期五，美国财政部长Hank Paulson召集华尔街十几家投资银行的老总开会，商讨雷曼兄弟的命运，Paulson 指出除非能在星期一股市开市前为雷曼兄弟找到买家，否则就只有倒闭这一条路，但是美国政府不会为任何人收购雷曼兄弟出资担保。

这些被称为“宇宙之主”(masters of the universe)的老总们，在评估雷曼兄弟的资产过程中，意识到不仅他们救不了雷曼兄弟，下一个崩溃的，可能正是他们自己的帝国。会议中途美林(Merrill Lynch)的CEO John Thain悄悄地完成了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收购谈判，保住了自己的银行。

在失去了被美国银行收购的可能之后，雷曼兄弟的唯一救星只剩下英国的巴克利银行(Barclays)。但在14日星期天早晨，在与英国方面通了电话之后，Hank Paulson宣布，巴克利不会在没有政府担保的前提下收购雷曼兄弟，在英国和美国政府都不愿意介入的情况下，雷曼兄弟终于在14日晚发出了破产保护申请。

这部电视剧采用一批英美的成名演员演出从Hank Paulson到雷曼兄弟CEO Dick Fuld等真实人物，演员的出色演出和剧本的简洁明快，让这部电视剧摆脱了“事件重演”式的纪录片印象，而兼有法庭戏的唇枪舌剑和阴谋片的疑云重重。剧中的虚构人物，却仿佛是专为向观众解释背景而设置，反而显得多余。

不过让人稍感意外的，这部BBC拍摄的电视剧，却没有出现一个英国角色，尽管巴克利银行最后退出收购，被一些人看作是英国的金融监管局(FSA)阻挠所致。但是在另一部同时播出的BBC纪录片《摧毁世界的银行》(The Bank That Bust the World)中，英国财相达林(Alistair Darling)和FSA发言人都表示，是巴克利对收购条件不满意，自动退出。

确实，虽然去年9月的这3天具有高度的戏剧性，但不应该把雷曼兄弟的倒闭，归结为某一个环节的失误、或者是某一个角色的失策。当时的雷曼兄弟，大厦将倾，已经到了除了政府，谁也救不了的地步。Hank Paulson 一开始就亮出底线：美国政府不可能担保莱曼兄弟的债务；如果要求英国政府为一家美国投资银行提供担保，更是不现实。美国银行退出收购，转而买下美林，正是出于对雷曼兄弟资产状况无法挽回的评估，而巴克利显然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事实上，雷曼兄弟倒闭后，巴克利仅用不到15亿美元就买下了其在美国的核心资产，做了一笔相当合算的买卖。

作为电视剧，为制造效果和吸引观众，编剧试图把雷曼兄弟的倒闭诠释成CEO Dick Fuld的个人悲剧。电视剧的最后，一向狂妄自负的Dick Fuld终于接受回天无力的现实，蜷坐在办公室一角的地板上落泪。但是这时候我想起的，却是石川哲也在《我是怎么造成信贷紧缩的》(How I Caused the Credit Crunch)中的一句话：“真正的牺牲品不是我，而是那些没有参与这场豪赌，却无谓遭殃的普通人。”

这是 BBC 拍摄的第2部有关2008年金融海啸的剧情片了，上一部Free Fall是纯剧情片，这一部片头字幕称除了部份虚构的对话外，大部份情节是基于公开记录。这部片子所说的是2008年9月12日星期五到14日星期天这3天“雷曼兄弟的最后日子”。主要故事线索是美国财政部长Hank Paulson召集几家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CEO密会，要他们在3天内拿出拯救 Lehman Brothers方案，同时Lehman Brothers CEO Dick Fulk 垂死挣扎试图保住银行的过程。

用成名演员(James Cromwell 演 Hank Paulson、Corey Johnson演Dick Fuld、Ben Daniels演John Thain、Alex Jennings演的是Tim Geithner)饰演角色，让这部剧摆脱了“事件重演”(reconstruction)的纪录片形象，而成为兼有法律剧的唇枪舌剑和阴谋片的悬疑和勾心斗角。

然而奇怪的是，Lehman Brothers 最终无法摆脱倒闭命运，是因为英国Barclays银行的最后退出，但在剧中却只是一笔带过，仅由Hank Paulson接听一个电话后向会议室内的众人宣布而已。一部由BBC拍摄的电视剧、却完全没有英国方面的角色和镜头，当时在美联储的 Barclays总裁Bob Diamond也没有出现，让这部电视剧有不完整的感觉。也许是需要BBC星期四播出的纪录片The Love of Money系列中的 The Bank That Bust the World来解释清楚了。

在霍帕兄弟(Kenneth Hopper 和 William Hopper)的《清教徒的天赋》(The Puritan Gift)一书中，作者宣称清教徒的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为美国黄金时期(1940-70年代)的公司文化奠定了基础。这本书出版于2007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两兄弟更新了书的内容，加上了新的副题《在环球金融混乱中重建美国梦》(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idst Global Financial Chaos)，再次出版。两名作者根据自己在英美和日本等不同公司文化中的经验，强调在传统的美国公司文化中，管理层必须有“实践经验”(main knowledge)，然而1970年代后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在商校获得“经理人”文凭，却没有本行业经验)颠覆了这种优秀的文化，整垮了美国最好的企业，其不负责任的决策最终造成了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他们的这一看法，与《人教鸟飞》中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2009年初出版的一本颇为轰动的新书，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和耶鲁大学教授希勒(Robert J. Shiller)联合撰写的《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学中经常被忽略的人为因素。他们认为过去在设计模型时的错误，是不考虑操作者的心理和情绪波动可能产生的干扰。他们认为不能假设人类的行为总是理智分析的结果，而往往是人类的本能，如冲动和恐慌，造成了难以预测的后果。他们提醒决策者在制订政策和实施管理中，必须把人类的心理和行为考虑在内。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汀·沃尔夫(Martin Wolf)也出版了他的新书《修复环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作者在他近期的专栏中，一直在推广他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美国过度消费、亚洲过度储蓄)吹起美国房产泡沫、引发金融海啸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继续强调这一观点，并认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加强国内消费，恢复全球经济平衡。但是他在对美国工业如何增加投资、创造价值上，却没有明确的方案。有些评论者认为沃尔夫虽然看到了经济不平衡的两个来源，却只把药方开给了其中的一方。

对于重建环球金融体系的方案，也许要从这本《重建金融稳定》(Restoring Financial Stability: How to Repair a Failed System)的书中去寻找，这本由纽约大学斯特恩(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编著的新书，收录了18篇经济与金融决策论文，不过其阅读对象，主要还是决策者和政策分析人士。

修复全球金融系统，其实不仅仅是重建一个可靠的监管预警体系，一个可以把风险降至最低的运行系统，还应该包括在公众心目中重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特别是当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向私营企业输血之后，公众更有着强烈的要求，在这些企业中建立一套公平的奖惩机制。这一目标的达成，其实比重建一套金融体系更加困难。

在今年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有人问霍帕兄弟怎么看英国政府“如果不给金融机构高管大笔奖金，英国将面临人才流失”的说法，William Hopper的回答是：“那些人，就让他们赶紧‘流失’吧，最好是离开地球。”引发台下一片掌声，可见公众依然认为金融机构中的巨额奖金制度是不公平的。欧美的金融机构，在政府的全力保护下，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回到正常轨道，但要谈到重建金融稳定，特别是重新赢得纳税人的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系列结束)

贪婪与道德：反思金融危机新书之三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思经济危机新书之二

从历史中寻找线索：反思经济危机新书之一

这几本新书中，有些是由媒体人写作，作者往往有一定财经背景，同时又在近距离观察金融界多年。他们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即在过去十多年中，从政府、金融监管当局、到金融机构高层和操作金融工具的交易员们，在无视金融交易中的高风险，纵容冒失鲁莽的举动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过去十年中，金融界和决策者们，从上到下都在自欺欺人地预测好日子永远不会结束。

这些作者中，在美国有CNBC财经主持David Faber (《然后屋顶塌下来了》And Then the Roof Caved In)、《时代》杂志的 Justin Fox (《理性市场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A History of Risk, Reward, and Delusion on Wall Street)，在英国则有BBC 电视时政辩论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的经济编辑Paul Mason (《溶毁：贪婪年代的终结》Meltdown: The End of the Age of Greed)。这些书都分析了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对现实世界影响，同时针对金融业内的贪婪和冒进作出尖锐、有时是愤怒地批评。

提出类似批评的，也有来自金融界的作者。Philip Augar 曾经在投资银行高层工作二十多年，他在2000年出版的《绅士资本主义之死》(The Death of Gentlemanly Capitalism)非常受欢迎，2009年他出版了新书《追逐超级利润》(Chasing Alpha: How Reckless Growth and Unchecked Ambition Ruined the City’s Golden Decade)。在书中他指出在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领域，追求超级利润(即所谓的Alpha，与“普通利润”Beta 相对)的冲动，造成了大批交易员和基金经理无视风险，盲目冒进，滥用高杠杆金融工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摧毁了本世纪初金融业的黄金时代。

在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的新书中，Stephen Green 的《良好的价值》(Good Value: Reflection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作者的身份特殊，Stephen Green 在汇丰银行工作超过二十年，2003－6年间担任集团CEO，现任集团主席，同时他还是英格兰圣公会的委任牧师。既是精明的商人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书中提出的反思，与他的这种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他依然坚信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同时强调商业交易中的价值观不能孤立与个人生活中的价值观。那种为攫取最大利润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善恶的做法，对于社会不会创造价值，对于参与者来说，也不会带来幸福美满的人生。

金融海啸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全球经济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面对这一片经济废墟，许多人在问：我们该怎么办？

世界金融市场一向变化多端，难以预测，但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追寻一种可以准确预测风险的方案，许多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都投入这一行列，寻找最可靠的模型。然而历史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些模型不能让使用者躲过金融风险，但一次又一次在灾难过后，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些模型还不够好。

有些人开始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金融海啸爆发后，曾经是金融衍生工具专家的Nassim Taleb (The Black Swan的作者)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激动地述说金融量化模型是如何害人的。所以当我看到他为Pablo Triana的新书作序，就一点不奇怪了。

Pablo Triana 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同时又是一个研究者和作者，经常为财经媒体撰文。在他的新书《人教鸟飞》(Lecturing Birds on Flying: Can Mathematical Theories Destroy the Financial Markets? How Financial Practice Differs from Theory)中，他历数那些被广为追捧的量化模型是如何反复在实践中带来灾难。他认为这些量化模型的设计者是闭门造车，没有操作金融工具的实际经验，却想取代行内人士预测未来，等于是人教鸟飞。更糟糕的是，这些模型的采用，给操作者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进一步鼓励冒险。他认为在1987年股市崩溃、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倒闭危机、以及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这些量化模型的广泛使用，是主要原因。

《金融时报》编辑Gillian Tett则不认为量化模型本身是罪魁祸首，在她的新书《傻瓜的金子》(Fool’s Gold: How Unrestrained Greed Corrupted a Dream, Shattered Global Markets and Unleashed a Catastrophe)中，她详尽叙述了投资银行 JP Morgan内部的一个小组是如何开发金融衍生产品，以及这一的具有革命性的成果是如何被广为使用，渐渐超过了产品的设计用途，最终带来一场灾难的过程。作者强调，这些产品的本意是为了规避风险，但风险量化的诱惑之大，让许多人产生幻觉，认为可以有效控制风险，导致做出更鲁莽的举动。

另一本新书，石川哲也(Tetsuya Ishikawa)的《我是怎么造成信贷紧缩的》(How I Caused the Credit Crunch)的独到之处，是作者通过亲身体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作出了反省。作者是伊顿公学出身，牛津毕业，曾在七家投资银行工作过。这本书是以小说形式出版，据他说是为了不想搞“揪出替罪羊”，而是想探讨产生金融海啸的深层原因。作为小说看，这本书情节松散，但难得是在浅显地讲解了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和泛滥之后，作者能对自己和同行们的行为做一番剖析和反省。书中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他被投行解雇，老上司称他是“信贷紧缩的牺牲品”时，他的内心独白：“真正的牺牲品不是我，而是那些没有参与这场豪赌，却无谓遭殃的普通人。”

虽然这些新书对金融量化模型、金融衍生产品做了分析，试图理解它们在造成金融海啸中起的作用，但是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答案很简单。他们的指控非常直接：是参与者的贪婪和鲁莽，造成了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

从历史中寻找线索：反思经济危机新书之一

其实早在2008年年中，金融海啸最后爆发前夕，就已经有好几本书在讨论当时的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其主题基本是围绕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可能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

不过大部份书籍是集中在今年上半年出版，此时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但是经济危机依然看不到尽头。作者们有时间对金融海啸的前因后果做出一番分析，许多人把今天的危机放在历史发展的框架中，到过去寻找线索，试图问答这个问题：金融海啸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几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会让全社会的人遭殃？

面对无法解释的现实，回顾历史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译本《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中信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向普通大众解释世界金融历史的书。这本书生动地引用了历史事例，着重讲解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说明金融信贷的发展在人类历史进程上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在金融海啸中惶然不安的读者来说，颇有拨开迷雾见真相的效果。《货币崛起》一书还被拍成6集纪录片，由弗格森亲自讲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2008年的危机》，台湾版译作《面对失灵的年代》)是在他1999年《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基础上的更新和补充。针对2008 年的金融海啸，他特别增加了3个章节进行讨论，包括专门讨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其任上的功过。克鲁格曼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与1930年代大萧条进行比较，有着令人心惊的警示效果，因为全世界从那次大萧条中解脱出来时，付出的代价是打了一场世界大战。

对于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安德鲁·甘博尔(Andrew Gamble)今年5月出版的新书《盛宴中的幽灵》(The Spectre at the Feast)中有着更为详尽的分析。作者是剑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因此这本书兼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不仅为本次全球危机的成因及其后果做了一番详尽易懂的解释，而且对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在理论高度上做了综合性的论述。甘博尔在书中指出，每当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后，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更具破坏性：经济长期低迷、政治体系崩溃、社会对立严重、引发冲突甚至战争。作者认为只有把2008/9年的经济危机置于历史框架下，才能清醒地面对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既然金融机构在经济与社会中的作用如此关键，这个行业里又汇集着最优秀的人才，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带有灾难性后果的金融海啸呢？

当金融危机袭来，一切都坍塌下来，片名 Freefall 对剧中的这些人既是比喻，也是直述。

片中的演员演出认真，题材非常切实。可惜人物过于脸谱化，人物命运几乎在前半小时就能猜到，为脸谱化的人物设计情节，无非是贪恋者要受到惩罚，失足者则还有机会补救。结局完全在意料之中，新鲜题材却没有新鲜感，十分可惜。

4月1日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揭开了G20伦敦峰会的序幕。第一个提问的是BBC政治编辑 Nick Robinson，他的问题是“布朗首相一直责怪美国造成了这场危机，德国和法国一直责怪美国和英国造成了这场危机。谁对谁错？”

奥巴马首先承认美国现有的监管体系不能适应飞速变化的环球金融体系，接着说同样情况也发生在英国和欧洲。但是他拒绝参与“相互责怪的游戏”，而是引用了他的法律教授的一句话“责怪可以丢给一些人，但责任需要所有人承担。”他和布朗都一再强调的，是英美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是被过分夸大了，G20国家间当然会存在不同意见，但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但是德国和法国就没有这么含蓄，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德国首相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奇在伦敦举行了另一场联合记者招待会。两人一再强调，本次G20峰会必须在银行监管、高管奖金、对冲基金和避税港等方面达成协议，出台严格的监管措施，并称这是德法两国一致同意的“不可谈判”的底线。

峰会虽然在2日才算正式开幕，但其实所有重要的谈判，都必须在开幕前一天就基本达成一致。所以德法两国公开宣示自己的立场，虽然部份是做给本国选民看的，但同时也是讨价还价的一部份。4月1日晚上在唐宁街10号举办的首脑晚餐，是各国领袖直接交换意见，达成妥协的最后时机。

接近晚上8点钟时，各国领导人纷纷来到唐宁街10号，布朗则在首相府前铺上了红地毯，在门口亲自迎接。结果法国总统萨克奇不仅是最后一个出现，而且还迟到。守在首相府门外的记者们，纷纷猜测萨克奇不是不要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

晚餐的一切安排都显出低调和随意，但其实都是事先精心的安排。菜单是由英国著名的年轻厨师Jamie Oliver 负责，他倡导健康饮食、就地取材的理念，正符合当前节俭与和谐的主题。在餐桌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被安排坐在布朗和萨科奇之间，奥巴马则坐在默克尔身旁。这种耐人寻味的安排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是布朗已经知道中法关系正在解冻――双方将在2日举行双边会晤，同时希望用奥巴马的魅力把美国与德国的关系拉近？

中法之间利用G20修复外交关系，说明在峰会期间各国首脑之间双边会晤的重要性。奥巴马来到伦敦不到20小时，就已经马不停蹄地会见了英国首相布朗、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面，甚至还会见了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难怪下午在白金汉宫，奥巴马对英国女王历数当天的会晤时说：“我很自豪我没打瞌睡。”奥巴马夫人则在一边打趣：“你还能分得清谁是谁吗？”

尽管德国和法国公开摆出强硬姿态，声称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上的实质进展，是这两个国家的底线，不允许峰会公报中存在“虚假的承诺”，萨科奇甚至威胁“退出峰会”。但是绝大部分人相信妥协能够达成。4月2日的G20峰会，不会爆冷，至于能否给予世人一个惊喜，那就谁也无法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