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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丁堡重看鸦片战争

newlight — Sat, 24 Sep 2011 11:20:14 +0000

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时有所删节，这是全文。

爱丁堡图书节不是书展，而是一个读书节，目的主要不是售书，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在爱丁堡艺术节期间同时举行的其它艺术节相比，爱丁堡图书节就没有那么大的气势，论场景的华丽气派比不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论场次规模比不上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图书节的场地，不过是爱丁堡被列为联合国文化遗产的“新城”西端名叫夏洛特花园的一块大草坪，演讲厅是一座座临时搭建的帐篷，每年8月，读者、作者、记者和工作人员就一起挤在这一块草坪上。

然而就是在这简陋的场地，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者，从知名小说家到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退休政客、从科学家到记者，都愿意来这里和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今年的图书节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近800名作者参加，吸引了19万观众。

爱丁堡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所以不仅讲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也相当有层次。今年我去参加《卫报》政治记者西蒙•霍加特的讲座时，发现坐在我前面的白发老人，原来是自由民主党前领袖坎贝尔。夏洛特花园中，常常能看到一些风雅的老者，手中拿着好几个场次的门票，看了一场又赶下一场。那么图书节的观众是不是有年龄偏大的问题？我向图书节的新闻官弗朗西丝•萨顿女士提出这个问题。她回答说这和我参加的讲座有关，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作者会吸引不同年龄段的听众。

确实，爱丁堡图书节不仅没有忘记年轻观众，而且还在培养下一代的读者。与针对成年读者的讲座同时举行的，是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节目，从3岁到15岁，每个节目都标注了适合读者的年龄段。夏洛特广场上，不仅有专门的童车停放区，还有儿童书店。

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图书节，中国、印度、拉美、俄罗斯、中东一直是这些年爱丁堡图书节的热点题材。参加今年图书节的中国作家就有高行健、毕飞宇、陈晋年和汪晖等人。除了中国作家之外，图书节上还常常有以中国为题材写作的西方作者。今年图书节上有两本特别值得介绍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新书，作者分别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蓝诗玲(茱莉亚•洛弗尔，Julia Lovell)和布里斯托大学教授毕可思(罗伯特•毕克斯, Robert Bickers)。两本书的主题，都是170年前那场被看作是中国近代史起点的鸦片战争。

毕可思是资深的历史学家，重点研究英国殖民史与中国近代史。他的作品《争夺中国》(The Scrambles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在历史时期上覆盖较广，从鸦片战争开始，叙述了英国炮舰打开中国国门之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对中国进行瓜分掠夺的历史，这正是满清王朝崩溃的最后80多年，本书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这段历史的终点。蓝诗玲更关注的则是文化发展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她本人精通汉语，是鲁迅小说的英译者，她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集中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同时花了相当的篇幅论述鸦片战争是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的。

在爱丁堡图书节上，两位作者同时登台，不约而同地指出鸦片战争在中英两国的地位是如此的不同。在中国，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苦难的近代史的开端。然而在英国，很少有人知道这场遥远的战争，更不用说了解鸦片战争对中国人的意义了。蓝诗玲开玩笑说恐怕在苏格兰都没有多少人知道鸦片战争的积极推动者威廉•渣甸就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两位学者都采用来自中英两方的材料，试图展现争端双方的立场与偏见。蓝诗玲更感兴趣的，是鸦片战争对后世的影响。为了解当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鸦片战争的，她在中国呆了相当一段时间，采访了许多年轻人，发现他们往往处于既向往西方，同时却又容易相信西方遏制中国的阴谋论。再看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也存在偏见，中国人“顽固”、“不讲理”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建立于鸦片战争期间，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消褪。两位作者一致认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西方人必须好好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特别是要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念念不忘鸦片战争，这才能很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

这两本好书虽然取材严谨、文笔生动，面向普通读者，但还是很难成为非常畅销的作品。爱丁堡图书节的意义，正是帮助这些作者找到更多的读者，同时也让有好奇求知的读者更好地了解世界。

如何打造一个成功的艺术节

newlight — Tue, 06 Sep 2011 15:21:29 +0000

摄影:吕品

经济观察网世界上最大的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今年再创纪录，其中规模最大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今年的演出节目增加到2542个，场次超过4万，共售出近190万张门票，这还不包括607个免费的演出项目。被邀请参加“高端艺术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几个海外剧目，包括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牡丹亭》、根据村上春树小说《发条鸟年代记》改编的话剧以及长达6个小时的《一千零一夜》等，都受到极大欢迎。世界最大的读书节爱丁堡图书节，今年的演讲者中有来自40个国家的近800名作者，吸引了19万观众。

爱丁堡艺术节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在今年的艺术节期间，笔者有机会和几位艺术节组织者、政府代表和演出组织者交流，试图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

自然生长式的发展格局

爱丁堡艺术节实际上是爱丁堡全年12个艺术节的总称，然而这些艺术节并不是统一规划出来的。其中只有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带一点官方性质，来自政府的资助较多。而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形成，正是当年那些没被邀请的演出团体和艺术家不请自到的结果。以后的爱丁堡爵士与蓝调节、爱丁堡图书节等等，都是在艺术节形成气候之后开设的。可以说爱丁堡的各个艺术节都是应需求而产生，其发展格局一直是自然生长式，有着自我调节功能。前几年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将举办日期改到6月，避开8月的高峰，就是这种发展格局灵活度的体现。

不受束缚的举办环境

在与组织者们的交流中，我多次问道他们在选题、邀请艺术团体和挑选艺术家上是否受到过任何来自官方的限制。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坚决的否定，不论是苏格兰政府的部长、政府公务员、还是艺术节的组织者，都对艺术节的独立性十分看重。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和爱丁堡图书节的组织者还特别强调其经费来源中，来自政府的资助所占比例十分微小，即使政府想干涉他们也不会理睬。而苏格兰政府代表则指出政府经费主要是用于支持苏格兰本地的艺术团体参加艺术节，绝不会对艺术节的节目选择指手划脚。在演出上的高度自由，是爱丁堡艺术节能保持其锋芒的重要原因之一。

良好的人文艺术环境

爱丁堡本身拥有的人文资源，与艺术节形成了相互衬托、相互加强的作用。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柯南道尔到亚当·斯密斯，不胜其数，2004年因其文学传统被授予联合国文化遗产城市称号。当然近几年从世界各地来到爱丁堡的年轻人，可能更多地是想拜访这个诞生了《哈利波特》的古城。而苏格兰的民间文化亦有其强烈的特色，来到爱丁堡的游客，都会被这里的风笛手和高地舞吸引。苏格兰政府很重视文化建设，支持苏格兰的音乐、舞蹈、戏剧演出团体。本地的文化实力，让艺术节的根基雄厚，发展稳定。

愿意尝试的观众、不怕冒险的演员

良好的文化传统，还造就了一批愿意花钱尝试不同艺术形式的观众。艺术节期间的场地既有几千人的大剧场，也有只能挤进二三十人的临时场地。艺术节的250多个场地中，大部份为临时搭建，看上去十分简陋。比如爱丁堡图书节的场地，全部为临时帐篷，今年我去参加了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化节目主持人Melvyn Bragg的讲座，他的讲座在图书节最好的场地举行，但是隔音很差的帐篷却挡不住从另一个节目传来的阵阵歌声，然而从讲者到观众都不以为意、欣然接受这一环境。观众们的好奇心鼓励了艺术家们在节目主题和形式上的创新，出租车、集装箱、游泳池和动物园都曾成为艺术节的表演场地。在这方面，各个艺术节的组织者亦功不可没，凭着有限的预算把众多节目和演出和宣传安排得井井有条。

今年5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称，爱丁堡全年的12个艺术节在2010年给爱丁堡带来了2亿4500万英镑的旅游收入，同时还让爱丁堡成了世界各地游客心目中的艺术之城。爱丁堡的成功也许不可复制，但还是有许多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发展旅游文化事业不需要排场，但是必须根植于本地文化，同时吸引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为他们提供一个不受束缚的展示空间，只有这样才有长期发展、不断更新的可能。

2011年爱丁堡图书节

newlight — Mon, 01 Aug 2011 22:42:43 +0000

去年的爱丁堡图书节来了许多名人：苏格兰第一大臣 Alex Salmond、诺贝尔奖获得者 Joseph Stiglitz、前工党商务大臣欧盟专员 Peter Mandelson等等。今年的图书节看上去低调地多。今年还换了合办者，过去几年一直是《星期日泰晤士报》，今年改成了《卫报》。

以下是今年爱丁堡图书节上我感兴趣的讲座。不过我的这个名单是有偏见，一来我的阅读有偏向，二来参加了两年爱丁堡图书节之后，有些作者的讲座已经听过，即使知道会很精彩，比如 Tim Harford，也未必想再去。当然爱丁堡图书节的讲座通常很受欢迎，想去也不一定去得了。

Orlando Figes: A new history of Crimea and the first truly modern war
非常喜欢作者的新作 Crimea，在这之前我对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几乎一无所知。

Martin Sixsmith: Analysing Russia, country of contradictions
在 BBC Radio4 上听这位BBC前驻莫斯科记者主持的系列节目 Russia: The Wild East，觉得很有较易。

The rise of eBooks
这是有多位讲者的座谈，希望能从中了解 eBook的发展。

Jim Baggott & Michael Brooks: Has science lost its way?
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Simon Hoggart: My life on planet Westminster
《卫报》的议会速写员，文笔诙谐幽默。曾与他有一面之缘。

Richard Aldrich: Cracking the code of GCHQ
对这个英国政府的监听大本营有兴趣

Peter Atkins: Why science offers the most satisfying answers
这这一主题感兴趣：科学与宗教。

Stella Rimington: Former spy boss turned thriller writer – and judge
前MI5的女头目，现任悬疑小说作家，还是今年 Man Booker Prize 的评为主席。

The Edinburgh Festivals open breakfast debate: Can Edinburgh remain the world’s leading festival city?
对这个题目感兴趣。

Miles Glendinning & Owen Hatherley: Architecture in the runs
正在看 Miles Glendinning 的 Architecture’s Evil Empire?

The Future of the City: Key ideas of the 21st century:The city
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城市的未来。

Roger Moorehouse & Peter Watson: Germany: A Nation forever in flux
德国的近代历史。

Chan Koochung: Stepford Wives, Beijing style
作者的小说　The Fat Years 受到不少关注，提名今年的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Ian Kershaw: Welcome return of the decorated historian
1944-45年间的德国历史。

Voices of Asian literature: Is Asian fiction leaving western novels behind?
参加讨论的有中国作家、去年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获奖者毕飞宇。

Tim Radford: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exactly?
对作者新书的主题感兴趣。

Simon Baron-Cohen: Empathy for the Devil
作者算是明星科学家了，对他讲座的题目 Empathy感兴趣。

高行健: China’s first literary Nobel Laureate

Mark Kermode: Two movie experts and a new book on film
爱丁堡电影节前总监 Hannah McGill 与影评人 Mark Kermode 的对话。

Robert Bickers & Julia Lovell: Seeing China from inside and out
对 Robert Bickers 的新书 The Scramble for China 很感兴趣。Julia Lovell 是翻译家和作者，她的新书是 The Opium War。

Robert Bicker, 汪晖 & Chan Koonchung with Allan Little: Revol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对中国时事的讨论。

Sam Kean: The power of the periodic table
对作者新书的主题感兴趣。

Keith Jeffery: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6
MI6 的历史。

英国新书介绍 #57 (2010年10月31日) 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

newlight — Tue, 02 Nov 2010 17:35:15 +0000

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 The Very Best Letters from the “Dear Economist” Column
作者 Tim Harford
出版社 Abacus (平装本2010年6月3日出版)
页数 320页
定价 £8.99
ISBN 978-0349121543

《金融时报》专栏作者 Tim Harford 在2007年出版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大红之后，开始连续出书，在第2年出版了 The Logic of Life。这部 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 是他的第3本书，材料来自于他在《金融时报》上的 Dear Economist 栏目的精彩合集。我看的是第2版，已经追加了一些在第1版出版之后的新选的问题。

Dear Economist 这个栏目的形式是读者提问，Tim Harford以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的名义回答，问题可以是天南海北，大都是读者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有些看上去也不知是真是假，或许是提得怪一点考考他，估计他也喜欢这些怪问题。比如这条：“如果我的伴侣不能在床上让我满意，我该不该假装高潮？”这个问题本身不怪，但是要用这一专栏自设的限制：“用经济学理论回答”就要费一点心思。

Tim Harford 在整理出版时把这些精彩问答大致归了几大类：爱情与约会、工作上学与金钱、家庭生活、吃喝娱乐、加上一章无法归类的问题，比如：“我为我的邻居找到了合适的人管理她的宾馆，现在她感谢上帝为她找到了合适的人。她是不是把我错认为是上帝了？我是不是需要含蓄地提醒她我不过是一个凡夫，她的赞颂让我有点不舒服？”这个大概可以归纳为“提问的有趣程度可能超过回答”这一类了。

Tim Harford 的书能够大受欢迎，除了引用理论(未必是经济学理论，其实许多是数理逻辑和统计学理论)，能够出人意外又自圆其说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回答过程的诙谐有趣，连每条回答的落款亦有讲究，上面这个“上帝与我”问题的回答落款是“您虔诚的……”，“假装高潮”的落款则是“你精力充沛的……”，能引人一笑。

我在今年的爱丁堡图书节上参加过他的讲座。他在做讲座时风趣幽默，节奏掌握得非常好，与观众的互动十分积极，与其说是讲座，不如说是一场单人表演，与他的文字十分相衬。

爱丁堡艺术节2010文章索引

newlight — Sat, 09 Oct 2010 16:45:59 +0000

今年的爱丁堡艺术家，我一共参加了37场演出和讲座，其中16场是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演出，21场是爱丁堡图书节的讲座。今年参加的演出和讲座的场次竟然和去年一样。以下是今年文章的汇总。

综合文章

2010.07.22. 爱丁堡艺术节2010
2010.08.26. 对爱丁堡艺术节的一些误解
2010.08.31. 爱丁堡艺术节：由“边缘”成为主角《经济观察网》
2010.09.07. 中国要成为世界领袖所要越过的“生态墙” 《经济观察网》
2010.09.08. 出版生态中的正在流行的图书节《新京报》
2010.09.10. 紧缩开支会加剧经济衰退《经济观察网》

单场演出的评论

照片/其它

2010.08.01. 爱丁堡 2010年7月31日照片
2010.08.03. 爱丁堡 2010年8月3日照片
2010.08.11. 爱丁堡2010年8月：艺术节街头照片
2010.08.13. 爱丁堡边缘艺术节2010的平面设计
2010.08.15. 爱丁堡2010年8月15日照片
2010.08.16. 爱丁堡图书节2010 照片
2010.08.19. 爱丁堡图书节2010 照片
2010.08.21. 爱丁堡2010年8月20日：窗口照片
2010.08.22. 爱丁堡2010年8月：艺术节街头 (2) 照片
2010.08.28. 爱丁堡2010年8月27日－－王子花园大街
2010.09.01. 为家庭观众着想的爱丁堡图书节照片
2010.09.03.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后台照片
2010.09.05. 爱丁堡9月3-4日照片
2010.09.20. 爱丁堡图书节2010讲座音频

爱丁堡图书节2010讲座音频

newlight — Sun, 19 Sep 2010 23:10:44 +0000

爱丁堡图书节网站上最近公布了2010年图书节的26个讲座的音频文件，其中有获得今年 Man Booker Prize 提名的 Tom McCarthy、Emma Donoghue 和 Andrea Levy 等人的讲座，其它还有 A S Byatt、Seamus Heaney、Carol Ann Duffy、David Mitchell 等人。最有戏剧性的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oseph Stiglitz 的讲座，在讲座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几名年轻的示威者涌入会场中，还试图向观众进行宣传。

紧缩开支会加剧经济衰退

newlight — Fri, 10 Sep 2010 13:27:19 +0000

《经济观察网》西方经济在经历了今年上半年的复苏之后，又出现颓势，已经有不少人预言会出现“双底衰退”(double dip)，还有一些人警告说可能出现类似1990年代日本的长期停滞。在刚刚结束的爱丁堡图书节上，两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分别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走向作出了预测，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但两人都认为英国政府的紧缩公共开支政策只会加剧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认为，2008－09年的金融海啸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场“濒死体验”。许多人意识到，过去几十年对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的认识上，存在严重的误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变革，似乎谁都接受，但是具体应该如何去做，能否形成共识，现实情况却不乐观。

斯蒂格利茨今年初出版了新书《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 and the Sinking of Global Economy)，书中他回顾了过去几十年来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错误认知：虽然不断出现金融与经济危机，比如1998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因为使用高风险金融工具导致破产，几乎拖垮整条华尔街，但事后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应该减少。金融界希望政府少作监管，学术界提供“放松监管”的理论基础，而政府内负责监管的人士又往往是来自金融界，本身就不相信政府监管的作用，造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泰晤士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安纳托尔·卡莱斯基(Anatole Kaletsky) 分析得更有条理。他在新作《资本主义4.0：新经济的诞生》(Capitalism 4.0: 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中，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成了几个阶段：资本主义1.0：从18世纪末资本主义诞生到1930年代大萧条，政府对市场完全不做监管；资本主义2.0：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开始，政府全面介入市场，“政府总是对的”；资本主义3.0：从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时期开始，政府退出监管，“市场总是对的”；资本主义4.0：2008－09年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之后，“市场和政府都是错的”。

你大概可以从两本书的书名中看出哪个是悲观者、哪个是乐观者。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萧条远未走完，美国的地产泡沫的调整还没有完成，政府大量注资不过是延迟了泡沫破裂之后的清算。卡莱斯基同样认为通往复苏的道路是漫长的，但他相信资本主义的灵活型，认为在“市场和政府都会犯错”的共识基础上，能够达成政府与市场之间新的平衡，用他的话说是“为资本主义升级”。

但到底如何“为资本主义升级”，两人都只能提出一些理念，在如何实现上却语焉不详。斯蒂格利茨认为必须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平衡，只有政府才能保证市场的稳定。卡莱斯基提出应该摒弃“市场是价格的最好决定者”这一观念，政府应该介入制定价格，比如商品价格应体现生产运输过程中对生态的破坏、碳排放等，而银行则应该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危机以及必要的政府救助行动预支保险。

这些目标都相当宏大，需要国际间的共识和领导人的政治勇气。然而现实却令人担忧，两人都提到在加强政府监管上，美国正在倒退中，倾向保守而抗拒变革，缺乏美国支持，国际共识难以形成。

与此同时，英国联合政府5月份一上任就开始紧缩政府开支计划，其理由是降低政府赤字才能保证经济稳定。这两位作者和参加图书节的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都一致反对这一做法。斯蒂格利茨直接反驳了英国财政大臣奥斯伯恩(George Osborne)的“平衡国家赤字就好像持家要量入为出”的比喻，认为治国不同于治家，在经济萧条之时，政府更应该投资未来，不能放弃能产生长期回报的资产，否则只会削弱经济、导致失业上升、税收减少。

卡莱斯基所在的《泰晤士报》支持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但他本人却认为紧缩是个错误的决策，英国政府如果能增加投资，就能更快地恢复经济增长。他指出《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提出的“零增长世纪”看法是混淆了供应和需求。供应能力的提高很容易实现，但是需求的增加就需要政府决策，在基建设施和新能源发展上做出投资，这一见解与张夏准的看法不谋而合。世界经合组织(OECD)本星期发布的报告中，也在建议发达国家政府重新考虑消减财政赤字的时机。

根据BBC的报道，负责制定银行监管政策的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即将出台新规定，要求今后银行的一级资金比必须达到7%(英国银行已经达到8-9%)，这是建立跨国监管的努力中难得达成的一项共识。然而与此同时英国的巴克利银行任命了投资银行家达尔蒙(Bob Diamond)为CEO，让倡导零售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割的英国商务大臣文斯·凯博(Vince Cable)大为不满。仅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要把共识变成实践，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出版生态中的正在流行的图书节

newlight — Wed, 08 Sep 2010 01:49:01 +0000

为《新京报》写的《图书节正在流行》

在爱丁堡艺术节期间同时举办的几个艺术节中，从上座率来说，最成功的其实是爱丁堡图书节（book festival，与其翻译为“书展”，我更倾向于将它译为“图书节”）。这个世界最大的图书节，在两周多时间内举办超过700场讲座和活动，上座率能达80%，我今年参加了十多个讲座，大部分都坐得满满的。

爱丁堡图书节的兴旺，不是孤立的现象，近二十年来，英国各地的图书节(literary festival)活动越办越多，全年有近200个，观众的兴趣也有增无减，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图书节，又称读书节或文学节，起源于一种简单的、大概从图书出版以来就存在的活动：作者与读者见面，作者谈一下写作动机，读一点作品片段，回答读者的提问。把许多作者召集起来办成图书节，是从二战之后的1946年在英国南部温泉小镇切尔腾纳姆(Cheltenham)开始的，现在切尔腾纳姆文学节(Cheltenham Literature Festival)已经是英国三大图书节之一。

图书节并不一定要在大城市举行，与爱丁堡和切尔腾纳姆齐名的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 of Literature & Arts)在威尔士小镇海伊(Hay-on-Wye)举行，那里只有不到两千居民，却有超过三十家书店，是真正的书香之地。

图书节的大受欢迎，说明读书文化依然强盛。图书节上虽然时而有“明星作家”、畅销书作者现身，但大部分还是严肃读物或是“文学小说”的作者，照样备受欢迎。根据我的观察，现场观众中不乏认真的读者，有强烈的观点，会提出尖锐的问题。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参加图书节是难得的曝光与交流的机会。去年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曾花了4个月时间巡回世界各地参加图书节宣传小说《洪荒年代》(The Year of the Flood)，起点就是爱丁堡。

图书节这种环境，对作者有了新的要求。如果作者不习惯面对面交流，或是认为自己的思想精华都在书中，读者认真看书即可，何必还要对话，那么就非常不利了。这种形式其实是逼着作家同时变成演说家，与本来是独自完成、几乎是自我封闭的写作活动格格不入，不是每个作者都能适应这种转变。

但也有人如鱼得水，把讲座升华成表演。今年我参加的最精彩的一场讲座，是由《卧底经济学》作者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主讲，宣传他的新书《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整个讲座妙趣横生，富有喜剧效果，观众听得津津有味。

图书节的受欢迎程度，与近年来现场音乐会的流行有相似之处。在书评民主化的今天，读者似乎比过去更愿意走近作者。然而出售门票可以成为音乐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参加图书节的作者主要还只是赚个人气。与图书节的红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出版业在网络阅读和折价售书冲击下的艰难处境。图书节是爱书人的盛宴，但若希望它能改善出版业的生态环境，恐怕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要成为世界领袖所要越过的“生态墙”

newlight — Tue, 07 Sep 2010 13:43:37 +0000

《经济观察网》今年爱丁堡图书节的主题是“世界新格局”，其中谈到中国的部份，邀请了《卫报》的亚洲环境事务记者华衷(Jonathan Watts)和《金融时报》前任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理查·麦克格雷格(Richard McGregor)做了一场辩论：中国会不会统治世界？(Will China Rule the World?)

这个辩论主题当然有夸张之意，不过借着这个题目，华衷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中国的发展会不会毁了全世界？(Will China Ruin the World?) 这是他的新书《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中试图阐述的问题。

书中的文章，是他7年来在中国各地报道采访的综合精选，他的文字含蓄但又不乏锋芒，诙谐但又坦诚，他的讲座也十分生动。他首先解释了书名的含义：小时候大人告诉他“如果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人类会因此毁灭”，从此忧心忡忡的他每晚睡前祈祷还要加一句“不要让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当他2003年来到中国之后，发现十亿中国人真的“跳起来”了――他们都选择了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也许只能制造个轻微的地震，但十亿中国人都想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却真的可能让地球毁灭。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前景堪忧，但同时请听众记住自己是个“天生爱担心”的人。

他刚到中国的时候，担任的是《卫报》驻中国记者，并不专门负责环境新闻，他本人也不属于坚定的环保人士。面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迁，他曾一直相信凭借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肯花力气、投入资金、发展科技，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在经历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新闻故事”之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那是2006年对长江白暨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搜索，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使用各种先进设备，在长江中下游的长江段进行仔细搜寻，结果一头白暨豚也没有找到，第二年白暨豚终于被宣布灭绝。作为随船记者，他当时的最大感触，是有些事情真的可能会太迟了，无法挽回了。人类的贪婪、对自然资源的滥用，让一个有着两千万年历史的物种灭绝了，经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还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华衷贯穿全书的观点，是中国从传统文化上、从领导层的观念上，一直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环境与自然对人类的意义，往往过于依赖科技发展、盲目相信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近些年来，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损害、环境破坏引发的自然灾害、气候变迁造成的生态变化，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终于让中国意识到环境的脆弱和自然资源的宝贵。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许马上就会、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撞上了“生态墙”，即环境的承受能力开始限制经济的膨胀。但是中国人已经“跳”上了消费主义的列车，印度、巴西、非洲等地方的广大民众正渴望跳上这辆列车。华衷说他作为一个“担忧者”，只能期待中国在新世纪中，能找到一个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兼顾的模式来。

对于“中国会不会统治世界”这一命题，参加辩论的两位记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麦克格雷格认为中国对外没有“传教士情结”，内部头绪繁多，一句话： “中国不想统治世界”。华衷的回答仍然基于环境问题：中国将会面临环境污染和气候变迁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领袖，就必须在可持续发展上为其它国家作出榜样来。

爱丁堡艺术节2010之三十七：The Rush Into Cities (爱丁堡图书节)

newlight — Sun, 05 Sep 2010 15:28:43 +0000

The Rush Into Cities: Population Crisis or Opportunity?
The Heriot Watt University Event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Monday 30 August, 7:00-8:00pm
****/5

这场讲座几乎是今年爱丁堡图书节上的最后一场了，也许是这个原因，这是我参加的讲座中唯一一场听众人数不到一半的。但其实这是一场十分精彩讲座，谈的是非常热门也常带争议的都市化问题，讲者的观点十分鲜明，说话直截了当，气氛活跃。

两位讲者之一是居住在伦敦的加拿大记者Doug Saunders，他的新书《抵达城市》(Arrival City)说的是全球20亿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同一国家内由乡村移民到都市，他们抵达城市的第一站，往往是城市外围、价格低廉的街区或者就是贫民窟。他访问了南北美洲、欧洲、中东与亚洲的许多大城市的移民人群，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Piers Gough 是一位英国建筑设计师(CZWG 设计所的创办人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他开始投身建筑设计时，正好赶上“现代主义可怖的终结阶段”，那时的建筑师都以为自己是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自己的设计，其中包括在伦敦东区和格拉斯哥的城区改造工程，更注重居住者生活的方便、与环境的和谐、以及给予居民发展小型商业，建立社区的机会。

两人都是都市化的支持者，都相信只有都市化才能更高效地服务居民，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Doug Suanders 更关心都市化中这些“外来人口”的生存和挣扎，Piers Gough 作为建筑师考虑更多的是都市如何为这些人提供生存空间。他非常厌恶一些城市中产对都市化持的反对态度，称之为“假惺惺的自由派对人类理想田园生活的幻想”，他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移民城市是改善生活的唯一机会。

两人都赞同为了接纳涌入城市的人口，城市必须给予他们便宜的生存空间，让他们首先拥有可以扎根的地方――尽管那些地方在都市人看来条件比较差：空间狭小、只有基本的设施、居住与商业混杂，但是移民会在这样的条件下找到发展空间，创造工作机会，施行自我管理，其中的成功者，自然会去寻找更宽敞舒适的空间。城市规划决策者和建筑设计师面临的挑战，是避免用理想化的生活条件(居住和商业空间完全分开、低密度居住等等)设计社区，造成第一地价上涨过快、第二扼杀了社区有机繁荣的空间。

这种讨论在中国其实更有现实意义，上海世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引起了两种不同立场的争议。两位讲者其实都是这句话的支持者，但同时相信移民并不是进入了城市就能自动得到美好生活，城市必须为移民提供生活空间和发挥才智潜力的舞台。用两位讲者的话说，关键之处是要避免“地皮价格的上涨让新移民无法生存”，但是我觉得针对中国的状况，更重要的是给予新移民同等的权力和可以享用的资源，在这一点上，Piers Gough 对伦敦的评价最高，原因是在伦敦：第一移民多，第二这里的法律体系保证了在工作和经商上，移民和本地人的地位是一样的。

移民往往称为政治问题，对于移民计点积分制， Doug Saunders 认为长期来看不会有效，因为每个高技术移民，平均会带来3个“低技术”移民，Pier Gough 接口说，那些“低技术”移民在寻找生活出路上，往往“高技术”移民脑子更活。吸引移民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Doug Saunders 预言，现在推出各种政策限制移民的欧洲国家，20年后，当人口老化趋于严重之时，又会推出各种政策吸引世界各地的移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