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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报》

《独立报》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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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亨列别捷夫(Alexander Lebedev)接受后的新版《独立报》。在主编 Roger Alton 离职后,原主编 Simon Kelner 又回到《独立报》掌舵,这次改版就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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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版右上角的 Viewspaper 让人想起两年前《独立报》改版期间独树一帜的头版设计。不过在这里的 View 不再指 Visual,而是指 Viewpoint,是报纸内部的评论版块,设计政治、专题、艺术、图书、剧评、技术等几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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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报》落入俄罗斯人手中

英国的全国性大报之一《独立报》今天终于转手了。独立报业媒体集团(INM)以1英镑的价格,把《独立报》和《星期日独立报》卖给了俄罗斯大亨列别捷夫(Alexander Lebedev)。

近几年来,《独立报》是英国四份大报中经营最困难的一份,报纸销量与上一年同比,经常以超过10%的幅度下跌,网站访问量在大报中也敬陪末座,仅为排名第一的《卫报》的四分之一。换了主编、提高售价,各种招数都不管用。报社要关门了、报纸要被出售了、报纸要改成纯网络版了这样的谣传时常出现,母公司INM 去年用债权换股权的财务重组方式度过了一次危机,到现在终于撑不下了,而且不仅是1英镑就卖了这么简单,据行业刊物 Press Gazette 报道,INM还要倒贴给列别捷夫 925万英镑,以换取对方接手所有经营风险和责任。对于INM来说,这属于长痛不如短痛的动作,放弃一份常年亏损的报纸(《独立报》去年亏损1240万英镑),可以集中资源经营集团内其它仍然赢利的报刊。

《独立报》是全国性报纸中最年轻的一份,自1986年创刊以来,以“独立”--不象其它报刊那样有着固定的政治倾向--作为号召,创刊时即以醒目的口号“我们‘独立’,你呢?”(We Are, Are You?)吸引高端读者,历年来也不乏出名的编辑记者和高质量的报道。两年前《独立报》改版后的头版从内容到设计都独树一帜,经常成为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的谈论话题。然而问题也在于此,潜在的读者可能愿意在报摊欣赏一下头版,却不一定会掏钱去买。《独立报》始终没有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定位,其“独立”的风格意味着缺乏长期固定的读者群。在出售之后这份报纸将如何定位,还是一个谜。

列别捷夫原来曾是克格勃派驻伦敦的间谍,据他自己说,当时他每天的任务是研究英国报章,最后却爱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发了财之后,他不满足于在俄罗斯拥有自己的报纸,跑到伦敦来,买下了《伦敦晚报》(Evening Standard)。接手之后最大的动作,是把这份报纸变成免费派送,让销量在短时间内翻了一番。

列别捷夫在英国有着“开明商人”的形象,虽然有前苏联特工的背景,但是英国媒体却对他没有什么敌意,他在俄罗斯经营的《新报》(Novaya Gazeta)经常有反对政府的言论,还曾是2006年被刺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Anna Politkovskaya) 的雇主,相信这都给他的形象加了不少分。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英国人对《独立报》转手给前克格勃特工所持的轻松、甚至期待的态度。这也许和报业的传统有关,英国报纸一向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报社的后台老板中,有给予主编完全自由的,也有喜欢干涉编辑方针的。但英国人似乎相信,不管后台老板是什么人,最终市场会决定报纸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编辑方针,而且在英国,并不缺乏敢于对老板说不的主编。

《独立报》转手之后,除了谁会是新任主编这一悬念外,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份报纸会不会步《伦敦晚报》后尘,变成一份免费报纸?目前列别捷夫集团的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十分含糊。

如果《独立报》真的成为免费报纸,将会对英国报纸生态造成冲击。免费报纸被人戏称为“电台报纸”,比喻其中的新闻如同电台新闻一般,几句话就得说完,以轻量型短平快报道为主。然而象《独立报》这样的报纸,以重量级深入报道见长。在维持报道深度和迎合读者阅读习惯之间能否协调,将会是一场风险颇高的尝试。

英国报纸网站访问量排行

负责统计英国报刊发行量的ABC最近更改了网站访问量统计方法,《每日邮报》网站成为访问者最多的网站,2010年1月的每日平均浏览者超过215万。

ABC除了统计传统的报刊发行外,近几年开始统计网站访问量(称为ABCe)。原来的访问量是以“每月单独用户”(monthly unique users)作为最重要的统计数字,这里的“单独用户”(unique users)是以 IP 地址加上浏览器代码(user-agent),再加上Cookie,有时还加上登录用户等数据来定义。以“每月单独用户”数字排行,《卫报》自ABCe出现以来,绝大部份时间都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每日邮报》和《每日电讯报》的网站,这3家网站的访问量一直遥遥领先。

从2010年开始,ABCe 更新了统计方法,放弃了“每月单独用户”,改而采用“一个月内平均每日单独浏览器”(daily average unique browsers),即每天统计当天的“单独浏览器”,再做平均。把“用户”改成“浏览器”,是为了反映现在上网途径的多样化:电脑、手机、电视、游戏机、iPhone等。在这一新的统计方法下,2010年1月《每日邮报》网站平均每日单独浏览器数是215.6万,名列第一,《卫报》网站193.2万,名列第二,《每日电讯报》网站165.3万,名列第三。

如果采用旧的统计方法,《每日邮报》和《卫报》在上个月的“每月单独用户”数是一样的,都是3590万。

“每日平均”确实比“每月总数”更有意义,因为统计“每月总数”时,每个用户,不管在这个月内是访问一次还是反复访问,在统计上就只算一次。这样的统计方法,实际上是低估了访问量,难怪新的“每日平均”数,如果乘以31,几乎是“每月总数”的两倍。“每日平均”也能更好地反映重大新闻和访问量变化之间的联系,现在新闻更新得很快,需要一个更能反映访问趋势的统计数字。

2010年1月英国报纸网站的每日平均浏览器(daily average unique browsers)

MailOnline (《每日邮报》+《星期日邮报》) 2,156,077
Guardian (《卫报》+《观察家报》) 1,931,826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星期日电讯报》) 1,652,783
The Sun (《太阳报》+《世界新闻报》) 1,263,809
Times Online (《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 1,143,708
Mirror (《每日镜报》+《星期日镜报》) 491.752
The Independent (《独立报》+《星期日独立报》) 432,127

英国媒体直播报道布莱尔参加伊拉克听证会

今天是伊拉克听证会(Chilchot Inquiry)的高潮,前首相布莱尔是今天的唯一证人。今天的听证如此受关注,连现场旁听票都是需要抽签才能获得。

听证从早晨9:30开始,到现在已经休息了两次,包括午餐时间,到下午2:30时,还在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的“第二份”安理会协议、和英国政府内部对战争合法性的法律建议。估计下午还有一次休息时间,会一直谈到战后重建中的失误。

BBC News 和 Sky News 都取消了正常新闻节目,全程直播听证会。其实这种直播,电视台的活动空间有限,因为双方不停地说话,没有空间让新闻主持和评论员做出现场解释和评论,于是两家电视台都采用了屏幕下方字幕条,以及文字短评(类似Twitter方式)和图像同时出现的方式。

英国的4份大报中,《独立报》没有做文字直播,《泰晤士报》做了文字直播,但是没有象上次议会财政委员会听证和财政预算案公布一样,用CoveritLive程序,而是采用了常规的即时更新模式,不过在下午3点之后,《泰晤士报》网站同时在进行由该报专栏作家 David Aaronovitch主打的文字辩论。他是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到现在似乎并未改变立场。

《每日电讯报》《卫报》网站的直播方式较有新意。

2010-01-29. Telegraph Chilcot Inquiry live

《每日电讯报》在网站上做视频直播(伊拉克听证会提供公共信号,并且在自己网站上直播)和文字直播评论,同时在视频上,加上了一个“测谎器”(Lie Detector)的绿红两色竖条(后来改成了“可信度指标”Credibility Meter),访问者可以点击“真”(True)或“假”(False),估计能改变颜色,但是我的Firefox 好像对点击没有反应。我觉得大报网站做这种“群众即时投票决定真假”的花样,实在有点儿戏。

2010-01-29. Blairometer Guardian Chilcot Inquiry live

但是媒体都爱追求“即时回馈”,《卫报》网站的做法即时采集Twitter 用户的意见,只要Tweet中带有 Blair 字样,都会被收过来,由《卫报》编辑根据内容加上“正”和“负”(相当于“支持”或“反对”布莱尔),然后在网站上做成“布莱尔指针”(Blairometer)。

《伦敦晚报》免费,《纽约时报》收费?

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英语报刊业面临财政困难时的两种不同的对策:《伦敦晚报》(Evening Standard)把自己变成一份免费派送的报纸,意图是扩大发行量,争取广告客源;《经济学人》开始对网站采取部份收费,文章发表90天后只提供给缴费用户阅读。

现在两种对策都有了新进展。《伦敦晚报》只用了2个多月就已经达到了预定的发行量目标:在去年12月份,这份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了每天60万份。《伦敦晚报》改免费的意图是争取伦敦的白领上班族读者--他们对广告商有吸引力,再拿出60万的销量数字,在拉广告上是个很好的筹码。原来的伦敦免费报纸 London Paper 已经停办了,现在和《伦敦晚报》竞争的,是全国性的免费报纸 Metro,12月份的全国发行量是每天133万份。

《伦敦晚报》主编 Geordie Greig 对这一政策高唱赞歌,甚至曾在 BBC Radio 4 的 Media Show 上声称有些报刊销售店(英国叫news agent)主动倒贴钱要求成为《伦敦晚报》派发点,但对报社的财政状况却避而不谈。我估计这一政策还是成功的,否则也不会有《独立报》可能改免费派发这样的谣言了。

在网站收费上,目前打头阵的是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泰晤士报》,但是自去年底宣布将在今年上半年实行收费以来,还没有出台具体方案。虽然一些专业型或地方性报纸已经开始收费,但是网站收费的成败,还是得在《泰晤士报》这样规模的综合性报纸上做试验才行。

这几天在大西洋彼岸有出现新的动向,据传《纽约时报》即将宣布网站收费方案。有人言之凿凿,称报社内部的辩论“已有定论”,估计是在本月底Apple Tablet 电脑公布之后,《纽约时报》将正式宣布“部份收费”。目前议论最多的还是采取何种收费方式,才能既让读者甘心交钱,又不会导致新闻影响力的下降,也许 Apple Tablet 就是一条可行的收费路径

沙克尔案:理解中国的立场

就沙克尔案为《南方都市报》写的评论。Akmal Shaikh,大陆媒体多以“阿克毛”称呼,其实要么叫全名“阿克马·沙克尔”,要么用他的姓“沙克尔”,新闻报道用名称呼是不太好的。在写了这篇之后,又看到不少评论,中文媒体的关注焦点自然是中英关系、或是中英冲突,有些甚至以“鸦片战争”来比喻。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把沙克尔家人的努力与国家关系分开,其次英国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向中国“示威”,“鸦片战争”是用来提醒英国人的,中国人自己没有必要把什么都想成外国人要把我们如何如何,做大国需要有大国的自信心。

南方都市报:南方评论》圣诞节过后,中英关系再次成为英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原因是英国政府未能阻止中国对参与贩毒的英国人沙克尔(Akmal Shaikh)执行死刑。双方都使用了强硬的外交辞令,我们只有期待中国两国的长远关系不至于受到影响。

作为沙克尔的家属,动用任何资源来解救一个他们认为患有精神病、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亲人,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他们的救援行动,得到了一个人权组织“缓刑”(Reprieve)的支持,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为世界各地的囚犯、特别是重刑犯伸张人权,坚决反对死刑。

作为英国政府,确有为身在海外的本国公民提供救助的责任。类似事情经常发生,近几年来,多次发生在海外监狱服刑的英国公民,在英国政府交涉后,获得回到英国继续服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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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刊年度评论奖 (Comment Awards 2009)

英国报纸的评论栏目是每份报纸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体现报纸个性和政治倾向的重要阵地。每份报纸都有自己的明星评论员,出色的评论,往往能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在这方面,报纸的评论所拥有的影响力依然远远超过杂志。

每份报纸的评论栏目名字稍有不同,《泰晤士报》叫 Opinions,《卫报》叫 Comment&Debate,《金融时报》叫 Analysis。现在报纸的评论栏目也扩展到网站上,《泰晤士报》网站的评论栏目叫 Comment Central,《卫报》叫做 Comment is Free,取自创刊人 C.P. Scott的名言“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

这个报刊年度评论奖 Comment Awards 今年是第一届,由专门从事观点评论资料搜集整理的 Editorial Intelligence 公司举办,由一个评委会负责评选,主席是前英国驻美国大使 Sir Christopher Meyer,评委会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政客(保守党影子运输大臣Norman Baker等)、企业高管(Kid’s Company 创始人 Camila Batmanghelidjh、Tesco执行主管 Lucy Neville-Rolfe等)、媒体人(Channel 4 News 主播 Krishnan Guru-Murthy、TED欧洲主管 Bruno Giiussani、政治评论员 Iain Dale等)、慈善机构高管(戴安娜王妃纪念基金难民行动主管 David Farnsworth 等)、学者(AC Grayling教授等),共有超过40人

首届报刊年度评论奖获奖者:

2009-10-19 Times Comment Central

最佳评论栏目奖《泰晤士报》,编辑 Anne Spackman

年度评论员大奖Martin Wolf /《金融时报》
Martin Wolf 是《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今年出版了新书 Fixing Glob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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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igura 案新进展

跨国公司 Trafigura 通过律师行 Carter-Ruck 向高等法院申请“超级禁制令”(super-injunction)一案,在星期一开始,在网络和媒体上掀起一阵风暴,用《卫报》主编 Alan Rusbridger的话说,“这以后会写进商业学院的教科书中”,成为企业公关的反面教材。到本周五,Carter-Ruck 终于放弃了“超级禁制令”,媒体可以报道 Minton Report 的内容。以下是几方面的更新:

1. 在星期二 Carter-Ruck 放弃使用禁制令禁止《卫报》报道议会议程之后,并未放弃9月份的前一份“超级禁制令”,媒体还是不可以报道 Minton Report 的内容。在星期四,Carter-Ruck 向下议院议长 John Bercow 写信,称Trafigura案属于“待决”(sub judice),下议院应避免辩论此案--对于这种状况,议长是有斟酌权的。。《卫报》主编 Alan Rusbridger 星期五向议长写信,敦促他不要向 Carter-Ruck 让步。当然在星期五之后,这一问题已经不再存在。

2. Carter-Ruck 9月份申请到的“超级禁制令”(Wikileaks上的原文),虽然首先是针对《卫报》,但是适用于任何人、任何媒体。根据 Wikileaks 披露或者是媒体自己承认,英国媒体《独立报》、《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美国杂志 The Nation,化工专业杂志 TCE 等都收到了禁制令,并且暂定或推迟了有关 Minton Report 的报道。

3. 挪威广播公司(NRK)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Minton Report,而且在收到禁制令之后,NRK的记者把禁制令原文提供给了 Wikileaks,同时它们还披露 Trafigura 曾在挪威港口 Slavog 处理类似的有毒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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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笔下的世界”

2009-10-13 Guardian

今天的《卫报》头版,出现了一篇奇怪的短文,文中,《卫报》的著名调查记者 David Leigh向读者宣布,《卫报》接到法庭禁止令,被禁止报道星期一(10月12日)下议院议程中,一条由某名议员向某位政府部长提出的问题,根据禁止令,《卫报》不得报道这名议员是谁,他/她的问题是什么,他/她向谁提出了问题,以及禁止《卫报》报道依据的是什么法律法规,以及申请这项禁止令的律师代表的客户是谁。

所以《卫报》不能报道这则新闻,不能报道为什么不能报道,不能报道根据什么规定不能报道,但是可以报道自己被封了嘴,这让我想起过去中国报纸的“开天窗”。

难怪《卫报》主编 Alan Rusbridger 说英国的媒体法律让报纸仿佛生活在“卡夫卡笔下的世界”(Kafkaesque world)。

当然《卫报》手中还有其它武器:

法律途径:报社已经向法庭申请紧急上诉,暂定今天下午2点开庭。

议会途径:下议院中自由民主党议员正在组织抗议活动,申请向司法大臣和总检察长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对此做出解释。

网络途径:虽然《卫报》被禁止报道,但是网络上的猜测不能阻止,而且《卫报》提及的下议院今日议程是一份公开的文件。现在 Twitter 上 Carter Ruck 已经成为热门关键词 (Carter-Ruck 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是《卫报》唯一可以透露的)

这起事件的背后,是一项涉及新闻自由的重要原则,即议员可以在下议院发表意见,提出问题时,享受司法豁免,不可以被指控诽谤。新闻媒体,有权利报道议员在下议院发表的言论和提问,这是保证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条件。

【后续】

律师事务所 Carter-Ruck 已经在今天中午,《卫报》紧急上诉和议会质询前,自动放弃了禁止令。它代表的客户是石油公司 Trafigura,最近《卫报》报道了这家石油公司在非洲象牙海岸外海倾泻有毒废物,英国下议院议员 Paul Farrelly 与星期一向司法部长询问 Trafigura 试图掩盖有关此事的一份重要报告(Minton Report)的情况。

现在 Twitter 上的关键词已经是 Trafigura。

【10月14日补】

《卫报》10月14日星期三的社论《议会与言论自由:民众的知情权》

Parliament and free speech: The right to know

文中提到的“超级禁制令”(super-injunction):它不仅禁止媒体报道(某一新闻),而且禁制令本身也是秘密的。

A “super-injunction” is one which not only prevents any publication, but which is itself secret.

昨天下午开始,我们知道至少《金融时报》和《独立报》都被 Traligura 在9月份申请的超级禁制令所限制不得报道。本星期的事件,是 Traligura 胆子太大,竟然认为自己可以挑战有320年历史(《卫报》社论语:许多人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赢来)的民众对议会议程的知情权,这一超级禁制令才得以曝光。

These are lawyers who seem to have lost sight of the fact that people risked their liberty and their lives to fight for the right to report what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say and do.

爱丁堡艺术节节目之十八:David Aaronovitch

2009-07-05 Voodoo Histories

Edinburgh Book Festival
David Aaronovitch
Society and the Modern World
12pm 20 August

我对 David Aaronovitch 的这本书《巫毒历史》(Voodoo Histories) 已经比较熟悉了,这次去听他在爱丁堡图书节上的讲座,还是带着“观众可能会提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念头去的。主持人似乎也明白提问更有趣,把大部份时间让给了观众提问。

观众的提问有两类,其中一类是纠结他书中提到的阴谋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肯尼迪刺杀案,问他如何解释一个新证据,某个FBI特工的临终悔悟。通常这类问题本身很长,有的还带点演说性质,同时大部份观众对他们谈的“证据”完全没有了解。David Aaronovitch 对付这些问题通常不是正面回答,而是反复用 Occam’s razor 来说明:如果解释某件事情时有多重可能,应该首选最简单的答案,而不应引入不必要的复杂性。一个最新的阴谋论是目前在美国流行的“奥巴马不是美国公民”,因为他不是象他父母所称的那样,在夏威夷出生。甚至当人们在当地报纸上找到奥巴马父母当时刊登的儿子出身公告之后,还有人说那可能是故意的安排——也就是说奥巴马父母在儿子出生时,就预想到他将来要选总统,所以先制造一个假证据。显然要实现阴谋论的话,涉及的组织、人员、时间跨度,要比现实情况复杂得多。

他说阴谋论者的一个特点是选择性地信任某些证据,当这些证据被揭穿是虚假的之后,立刻转移到新的证据,所以揭穿阴谋论者常常是慢半拍,而且即使你一一戳穿所有“证据”,阴谋论者还是会去继续寻找新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理论。

另一类问题才比较有趣,比如有个女孩提出:面对许许多多的证据,你如何权重某些是真的成份多些、某些很可能是假?打击阴谋论者,是不是就是相信官方说法、或者是放弃怀疑精神?这里的第2个问题实际上与 David Aaronovitch 自己的经历有关,他曾经是2003英美入侵伊拉克的支持者,当时在争论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武器(WMD)时,他在《独立报》发表一篇评论,其中说道如果政府在入侵伊拉克之后找不到WMD的话,民众将永远无法相信政府的任何话了。他说他在一年后已经再写文章,说自己的那篇文章写得“愚蠢”,并说“健康的怀疑精神”(healthy scepticism) 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持“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不会相信……”的态度,那就不再属于怀疑精神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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