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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ehere
#wearehere
7月1日早晨，英国社交媒体开始有人上传照片和视频，内容大致是说自己上班路上在火车站看到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身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灰黄色的军服，站着坐着，或是列队行走，神色严肃。当有人走近他们，目光交织，或是试图和他们说话时，这些年轻人并不出声，而是递出一张卡片。卡片上印着一个名字、军衔、所属部队，然后是“1916年月1日战死在索姆河”，战死时的年纪。
在卡片的最下方，还印着 #wearehere 字样。到下午时，推特上的 #wearehere 越来越多，显然这些“士兵”出现在了英国各地。许多人都拿到了类似的卡片，每张卡片上是不同的阵亡者的名字，在后来出现的视频中，还能看到这些“士兵”聚在一起，配着《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高唱“We are here because we are here”。
France, Fear, Faith and Football
今天晚上吃饭时打开收音机，BBC Radio 4里Moral Maze的辩论让人头疼，转到BBC Radio 5 Live，这是新闻体育台，欧洲杯足球赛即将开始，想听听有没有球队介绍、比赛前瞻之类的节目，结果刚好赶上了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恐惧、信仰与足球》（France, Fear, Faith and Football）。
巴黎洪水新闻中的朱阿夫士兵雕塑
最近德国和法国遭遇洪水，当然新闻更多关注的流经巴黎的塞纳河水面上涨到了历史高度，船只停航，卢浮宫关闭转移展品等等。许多新闻中都采用了这样一幅画面：塞纳河上一座桥梁的桥墩处，有一座雕塑，似乎是一名军人，右肩甩着披肩，腰间挎着一支剑，水面已经漫到他的大腿。塞纳河上有多座桥梁，为什么新闻镜头集中在这座桥、这座雕塑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这座桥叫阿尔马桥（Alma Bridge），是法国为纪念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而命名的，这座雕塑表现的是一名法国的非洲军团朱阿夫（Zouaves）部队的一名士兵，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第一次离开阿尔及利亚，参与国际冲突并一战成名。对于巴黎人来说，这座朱阿夫士兵塑像还有另一个意义：它被用来标注塞纳河水位，当水面上涨到朱阿夫士兵的膝盖时，塞纳河就不适宜航行了。
今天去了威尔士北部小城里辛（Ruthin），上次去里辛是由我当时的上司开车从莫尔德（Mold）过去的，原来打算在那里的印刷店取货后直接去伦敦，结果在询问了店员之后，得知最佳路线是先返回莫尔德再上大路。
里辛就是这样一个山里的镇子，虽然人口超过5千，规模在英国也不算小了，但是交通不便，不通铁路，从里辛外出，去莫尔德的公路是状况最好的，却还是坡陡弯大的单车道公路。不过山路上，沿途的景色真好，上次坐车上，就想着下次有机会再来。
想去里辛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去看看里辛手工艺中心（Ruthin Craft Centre），在《迷失的建筑帝国》一书中迈尔斯·格伦迪宁（Miles Glendinning）以它为例子，在赞扬了它“外部细微含蓄，内部规模比例优美”之后，批评其“解构主义的形变、畸变和错位”，和其它许多现代建筑一样，追求对周围环境的“隐喻”。
Ruthin Craft Centre
Ruthin Craft Centre
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我喜欢它的庭院式的设计，既有一个整体感，中心的各个工作室和展览厅之间又有一种交融感。对周围环境的“隐喻”也很容易体会出来：里辛位于山谷中，不规则起伏的屋顶，显然是对里辛周围山峦的“隐喻”。这样的做法确实一度非常流行，想象一下苏格兰新议会大厦层出不穷的各种有“隐喻”的形状，设计书似乎认为有了形似就会有神似。这种做法一旦过于张扬，就显得舍本求末、故作姿态。应该说里辛手工艺中心设计得还比较含蓄，但确实这种“形变、畸变和错位”在很多设计中，要么反映了设计师的自我膨胀、要么只是人云亦云成为俗套。
去年年底《经济观察报·书评》邀请我参加推荐2015年度好书时，我从推荐名单中选了两本书，另外还推荐了两本不在名单里的书。这些都是我读过，并且已经出了简体中文版的书。
书名：《战后零年》(Year Zero)
作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出版社：Atlantic Books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零年：1945》（荷）伊恩•布鲁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零年：1945》选择了二战胜利后的“零年”，细致地展示了刚刚脱离战争苦海的欧亚大陆上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状态：有些人只期待平安温饱、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另一些则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财富地位；有些怀着复仇的渴望，另一些则期待尽快忘记自己肮脏的过去；有些保持着重建家园的愿望，另一些则有着改变社会的雄心。许多年来，我们接触到的许多都是简单化、概念化的历史，读一读《零年：1945》，让人感叹胜利永远不会彻底、正义难以完美实现。今天世界的格局，许多源自当年“永不重演”的强烈愿望，“零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也是一个满怀希望的年代。
书名：Why Nations Fail 作者：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 出版社：Profile Books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德隆•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罗宾逊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两位作者的雄心，是建立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国家的兴衰。他们提出的观点主要是“体制机构”上的差别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包容性”体制允许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与之相反，“压榨性”体制让社会上少数精英垄断决策大权，独占社会财富。“包容性”体制下大部份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保护、创新和努力得到回报，而“压榨性”体制虽然可以通过强制分配社会资源获得经济增长，但对大部份社会成员缺乏激励机制，因此发展无法持续。当然，试图用一套理论解释国家与文明的兴衰，必然会有一些漏洞，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作者的理论，这本书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历史题材：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在《古希腊的兴亡》一书中，斯坦福大学教授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采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古希腊历史进行重新分析，论证为什么古希腊是一个“繁盛”，即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社会福利高的社会，以及为什么内部动力是民主制度下的城邦竞争。本书方法新颖，但依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在古希腊获得成功。
Imperial Apocalypse: The Great Wa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Empire
在《帝国的崩溃》中，美国历史学家乔舒亚•桑伯恩（Joshua A. Sanborn）试图论证一战是一个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去殖民化”的过程，必须把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放在欧洲去殖民化的框架中来研究。除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外，本书还非常关注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
Germany: Memories of a Nation
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戈尔（Neil MacGregor）再次采用选择特殊物件作为国家记忆象征的手法，围绕30个事物讲述德国历史的片段，以及这个片段对德国、德国人的意义。
Post-War Lies: Germany and Hitler’s Long Shadow
德国人继续对二战进行反省，这次的研究对象是“防空辅助员”这一代，这些人二战结束时年龄尚小，免于接受“去纳粹化”，但作为十几岁的少年，已经能够理解纳粹罪行，这些人在二战后期被拉入担任“防空辅助员”，战后成为德国重建的中坚。但是，这些人是否曾认真面对过去，还是压抑甚至忘却了这段记忆？读《防空辅助员》，令人感叹德国人自我追究的深入和执着。作者是德国记者马尔特•赫维希（Malte Herwig）。 （更多…）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古典民主何以出现在古希腊》
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泉，不仅留下了许多建筑、雕塑、陶器，更重要的是其深远的文化影响，西方的哲学、数学、天文、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渊源，而民主制度就源自古希腊。回顾人类历史，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平等和民主制度等等，其实是一个特例，在二十世纪之后才渐渐成为常态。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都极不平等，少数人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部分人遭受盘剥奴役，仅仅能维持温饱，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的看法，古希腊是另一个特例。
书名：《古希腊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作者：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
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4月
奥伯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生活在一个富裕平等的民主社会中。为什么他们能够缔造一个富裕民主、经济发达、创造力旺盛的社会？古希腊文明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数百年，说明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特别的外部因素。他的新书《古希腊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书名：《21世纪社会阶层》（Social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
作者：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
出版社：鹈鹕鸟（Pelican，企鹅图书旗下分支）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最近在读Mike Savage的Social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此书的材料来自2011年由BBC资助进行的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有16多万人参与问卷调查，目的是重新调查21世纪英国的社会阶层。Savage是LSE的社会学教授，参与了问卷的设计和数据分析。他们的团队在拿到GBCS的结果之后，又进行了一次传统的问卷调查，选择受访者反映英国的人口收入、地域分布等，然后还有单独的访谈。这部书就是他们的具体分析，写得真不错，刚才看Cultural Capital一章，很有见地。
2014年英联邦运动会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在运动会开幕前的几个月，组委会宣布，开幕式的节目之一将是现场直播格拉斯哥东北郊“红路”（Red Road）地区五栋高层住宅楼定向爆破拆除工程。这五栋大楼是1969年由格拉斯哥政府投资兴建的高层住宅，最高的有31层，后来疏于管理维护，各种破坏犯罪活动猖獗，虽然管理当局试图翻新改造，但始终无法清除其中的石棉材料，到2014年已无人居住。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把这个“节目”加到开幕式，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格拉斯哥“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信念。
Red Road flats, Glasgow
这一计划刚一宣布，就召来许多批评。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五栋高层建筑轰然倒下的画面，并非是一种值得向世人展示的正面形象。另一种意见来自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居民。二战结束时，格拉斯哥市中心的一些地方，虽然大楼从外表看并不差，但内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为安置这些城市贫民窟内的居民，政府才计划在城外新建居民区，而高层住宅楼在当时是一种时髦、进步的选择。“红路”居民区安置了近5千人，对他们来说，这里提供的生活条件与原来相比堪称豪华。虽然已经搬离，但看着这些曾给他们带来美好回忆的楼房被爆破拆除，不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
对这我是有共鸣的，在家乡我曾经住过预制板建成的居民楼。现在看来这些楼房质量很差，但是当时这些单元房提供的煤气炉自来水抽水马桶等等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是生活质量的飞越。我住过的那栋楼房早就因为道路拓宽而被拆掉，几年前整个居民新村都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几栋三十几层的高层住宅楼。
这在英国的难以想象的事，六层以上的高层住宅在这里很不受欢迎，它们几乎都建于1960至1980年代，形状基本上如火柴盒一般、单调灰暗、或是粗野主义（Brutalism）混凝土外露的风格，往往和廉价住房、政府公屋划上等号，引申开去是那个时代政府统筹规划提供住房福利的代名词。有人还会继续引申，把这些建筑和同一时期苏联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大规模兴建的单调灰暗有“压迫感”的居民住宅联系在一起，许多人甚至将之称为“斯大林主义风格”建筑。
书名：《共产主义建筑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
作者：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
出版社：Allen Lane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但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大规模高层建筑是否就是“泯灭人性”？在1990年代苏联东欧阵营崩溃之间，它们到底兴建了什么样的建筑？今年《共产主义建筑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一书出版，激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本书作者是英国建筑与文化评论家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他过去的作品如《英国新废墟指南》（A Guide to the New Ruins of Great Britain）大都是对英国的建筑历史和现状进行评论，但是这本新书覆盖的是整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据他自己介绍，近几年来他大部份时间和他的波兰女友住在华沙，过去五年中，俩人经常到前苏联东欧城市游览，在都市森林中徜徉漫步，体验“共产主义时期”留下的建筑遗产，试图发现兴建这些建筑的动机以及它们对当地居民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