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Dikötter
Mao and the Most Deadly Catastrophe in Chinese History
Monday 30 August, 4:00-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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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Dikötter 是荷兰人，伦敦SOAS教授，现在香港大学任教，他今年出版的新书 Mao’s Great Famine 回顾了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他的材料主要来自是中国各地的省级档案馆，他说中央级的档案馆根本进不去，唯一例外的是外交部，档案已经仔细整理分类，但也已经过严格审查了的，但是要去省级档案馆就容易得多，而且资料也相当丰富。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列出了十来个省级档案馆，包括广东、湖北、河南、山东和甘肃等。档案馆中大部分是当年的宣传材料，但也有内部调查报告、揭发材料、人民来信等，Frank Dikötter 称可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筛选分析。对于第二手资料，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了杨继绳的《墓碑》，但同时指出这本书更像是材料的串联而缺少叙事结构。
他对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估计是“至少有4千5百万”，数字已是极为惊人，但更恐怖的是这些人是怎么死的。他认为在所有死亡人口中，直接因遭暴力致死的有 6－8% (约为2－3百万人)，但是其他人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缺少粮食被“饿死”了。在许多情况下，粮食成了一种武器，饥饿成了政治斗争的结果：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之后，在农村绝大部份粮食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剥夺粮食往往称为对付“坏分子”的惩罚手段，比如有些地区出现了把人分为九等，根据“有用”或“革命”程度给予不同的粮食定量。
许多档案表明，当时的领导层，从上到下不是不知道发生了大饥荒，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有些是为了投机钻营、有些是为了自保，大部分官员都不愿意向上面反映实际情况。在毛泽东依然沉醉于“赶英超美”“大干快上”的浪漫梦想中时，他身边没有人愿意直言对峙。说到这里，他很愤怒地提起周恩来和刘少奇这两位当时的第二三号人物，他认为他们其实很清楚下面的状况，但是却因其“人性弱点”甘心继续跟随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他认为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执行，都要经他之手。这些观点，可能与他在本书后记中提到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有关系。
但是他继续强调，这一无人敢犯上的体系，正是毛泽东自己创造出来的，身边的人也顺从的接受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宗教势力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已经被系统地摧毁，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中。体制内无人愿意出头，体制外缺乏有效的抵制，造成了这场巨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