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pentine Sackler Gallery
几个月前有事去伦敦，在市中心的肯辛顿花园走了走，主要是想看一下重新开放不久的蛇形画廊萨克勒馆(Serpentine Sackler Gallery)。不巧当天闭馆，只能在外面欣赏了一下这座原来是火药库的建筑，据说内部的修复改建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大部分人大概只看到了加建在原建筑外的咖啡馆，由著名女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咖啡馆的外墙是目前流行的玻璃幕墙，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屋顶，像是一个折叠扭曲的巨大白布，或者是一顶“被风吹坏的雨伞”(《卫报》上一位评论人的说法)。
书名：《迷失的建筑帝国：现代主义建筑的辉煌与悲剧》
作者：迈尔斯•格伦迪宁(Miles Glendinning)
译者：朱珠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这个设计让我想起《迷失的建筑帝国》一书中提到的美国阿克伦艺术博物馆(Akron Art Museum)的改建工程，在原有的经典风格红砖楼上方，悬空建起一个钢梁玻璃混合的奇异结构，由奥地利的蓝天组设计所(这个设计所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Himmelb(l)au，显然括弧是名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人讥讽为是“一本正经地杂乱、随意的细致、即刻就过时”。哈迪德的设计给我的感觉一样，一个古怪而张扬的大顶，很不协调地贴在经典风格的建筑上，与其说是“呵护”，不如说是“强迫”。
《迷失的建筑帝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格伦迪宁(Miles Glendinning)是爱丁堡大学的建筑保护学教授，他对近十几年来由“明星建筑设计师”(starchitect)设计的“名片式”、“地标式”建筑的泛滥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书中他对建筑中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建筑设计中这个概念所指的与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不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后结构主义以及更为极端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的起源和发展做了简明的解释，对了解现代建筑设计史很有帮助。在他看来，荷兰建筑设计师和记者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1995年出版的《S, M, L, XL》是全球“新现代主义”(New Modernism)的理论基础，也是这一新“建筑帝国”的奠基石，像所有帝国一样，这一理论不断扩张吞蚀，蔓延全球。在这一理论下，建筑成为设计师的艺术作品，仿佛是设计师创作的雕塑，盲目地“求异”，在许多情况下罔顾城市的文化脉络割裂，造成与周围环境的疏离。
格伦迪宁强调，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奢华贪婪的结果，因为许多“地标式”建筑是由政府或是公共机构出资，出于地区重建(regeneration)、树立地域形象的目的，陷入了“品牌经营”的误区，或是被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冲昏了头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本书一开始提到的英国西布罗米奇(West Bromwich)建起来的一座名叫“公众”(The Public)的建筑，充满了新现代主义建筑的种种花哨玩意，由当地政府和英格兰文化委员会(Arts Council of England)出资兴建，不仅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而且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用途，内部的装置和展览刚一开始就已过时。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实在无法维持“公众”的地方政府把这座建筑交给了一家社区学院当做了教学楼。
另一个例子是苏格兰议会大厦，这是一个“反标志性的标志性建筑”(anti-icon icon)。1998年，苏格兰议会刚刚重建，苏格兰人被西班牙建筑设计师埃里克•米拉莱斯(Enic Miralles)的说辞所吸引，要建一处“可供聚会之处……建筑就是土地……在原有地形上飘浮……不仅仅是个影像，而是对参与、团聚精神的物质体现。”但是建成后的议会大厦就如何一座城堡一般，完全不是什么“公众聚会之处”，当然最成问题的是米拉莱斯对建筑的诗化理解是“建筑是一个过程，永无止境”，结果工程延期4年，造价是原来的10倍。
对于兴建标志性建筑，最为狂热的是亚洲和中东国家。在《迷失的建筑帝国》中，作者认为“新现代主义”地标式建筑的极端是被称为“大裤衩”的中央电视台新楼，以及迪拜塔(Burj Dubai)。
格伦迪宁推崇的是渐进式的改造修复，融入当地原有的地标文脉，考虑使用者的感受。和“新现代主义”对“规划”的痛恨相反，他认为良好的规划才是现代都市的出路。在香港新界几乎最北端的和合山上，他感叹到：一边是井然有序的政府公屋，另一边是爆炸式的塔楼群；一边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