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绿色的历史》
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再次参观了馆中珍藏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石雕。有关这些石雕的来路,多年来争论不断,希腊人说的是被英国人“偷”走的,英国人说当年额尔金勋爵是得到奥斯曼帝国官员同意“运走”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来的,英国人对着这些石雕的珍视爱护是值得称赞的,所有石雕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厅里,大致按它们在帕特农神庙原来的位置陈列。虽然许多已经不再完整,但石雕的残破似乎反而突出了它们的价值,仿佛历史都积淀在白色大理石的缺口和纹理之间了。
原色的白大理石雕塑有一种特别的庄严肃穆之感,因此长期以来大部分人都以为帕特农神庙上的大理石雕塑一直都是原色的。其实不然,帕特农神庙刚刚建成时,上面的石雕涂满了各种鲜艳而对比强烈的颜色。当然经过几千年的风霜,这些颜色早已消褪殆尽,留下的反而是更美的原色。
这些大理石雕塑上原来到底涂的是什么颜色,考证起来比较困难。在过去,要研究古希腊人对颜色的运用,主要通过分析古希腊文献中对颜色的表述。研究者发现古希腊人有关颜色的词汇比较单调,只有白色、黑色和红色,其它和颜色相关的词汇往往含义模糊多变,对蓝色和绿色的描绘更为缺乏。以致于在十九世纪一些历史学家和眼科医生认为古希腊人可能有某种视觉缺陷,对蓝绿色不够敏感,甚至有人认为古希腊时期人眼还没有完全进化。这个观点到二十世纪初已不再流行,然而纳粹德国在宣传人种优越论时再次把这个观点拿出来作为证据,因为在古日耳曼语中有大量对蓝色和绿色的描述,以此推导出日耳曼人比古希腊人“进化程度更高”。这些观点一直受到许多人批评,简单地把文字中对颜色的描述与社会甚至人种的“进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是错误和片面的,因为对颜色的描述,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光反映了人们看到了什么,更代表了当时社会中颜色的文化地位。
法国学者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在他的新书《绿色的历史》(Green: The History of a Color)中重申了颜色的地位与意义是由社会给予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古希腊文字中缺少对蓝色和绿色的描述,是因为这两种颜色在当时不受重视,属于“二等颜色”,而不是因为古希腊人眼睛有什么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