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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31st, 2011:

管制社会媒体之争体现社会制衡力

以下是为《南方都市报》写的一篇评论,讨论一下骚乱期间英国首相卡梅伦“管制社会媒体”的提议以及英国社会的反应。《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编辑阿登这几年一直鼓励我写作,还经常提供话题建议,我们还时不时就有关议题开展讨论。能遇到这样一个好编辑真是福气。阿登马上要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硕士课程,相信在新的环境中,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对今后的事业大有进益。

管制社会媒体之争体现社会制衡力

英国发生骚乱之时,当地媒体除了大量报道骚乱进展和波及地区之外,也会提及一下世界各地对英国骚乱的看法。其中一则来自中国的报道是《环球时报》上的文章,赞扬英国在管制社会媒体上“现在态度变了”。几天之后,我在财经网看到文章指称“卡梅伦遭中文媒体曲解”,他提出的是禁止策划犯罪活动者使用社会媒体,而非关闭社会媒体。

财经网的认真态度值得赞赏,卡梅伦的这番讲话是在骚乱发生后,在紧急复会的英国下议院有关骚乱的辩论中提出的。他确实只是提出政府会与警察、情报机构和企业界讨论在骚乱发生时是否应该禁止骚乱组织者使用社会媒体。

然而在这件事上,如果把讨论集中于卡梅伦具体提出哪些政策来“管制”社会媒体,实在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忘记了在英国这样一个权力制衡相对完善的社会,英国首相想干什么,并不等于他就可以做得到;即使是他有权这么做,在这样敏感的问题面前,也存在着一个说服公众获得支持的问题。所以即使卡梅伦想管制社会媒体,也没有那么简单。英国政府已经拥有紧急执行权,可以关闭手机信号站等通讯设施,但这么做产生的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会让政府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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