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社会中人民更幸福

《南方都市报 2010-06-09 》上个月上任的英国联合政府有一项“新政”：公务透明化，其中包括公布高级公务员的年薪。随后，英国政府公布了170名超过了首相卡梅伦年薪的高级公务员名单，卡梅伦的年薪约为15万英镑——— 虽然其实他的收入不止这些，他还同时领取6.4万英镑的下议院议员年薪。

不管具体数字如何，这一公布的意义是明显的，用卡梅伦的话说，年薪被“示众”，等于给了政府机构压力，在给高级公务员加薪之际要考虑社会影响。

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每周例行“首相答问时间”上，卡梅伦还宣布，今后将会对公务员工资封顶，在同一机构内部，最高工资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20倍。在170人的名单上，年薪最高的是平等交易办公室的首席执行官(年薪近26万英镑)，而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初级文员，底薪约为1.3万英镑，差不多刚好20倍。

新政府的这一举措，可以诠释为首相卡梅伦接受了“在平等社会中人民更幸福”的理念，打算缩小贫富差距，也可以解读成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小政府”，压缩公共开支的自然反应。卡梅伦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真心改造保守党，关怀中低层人民，缩小贫富差距，要看他会不会对私营企业中的收入不均采取行动。

去年11月份，当时还是反对党领袖的卡梅伦，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引述了两位英国社会学家的一本新书《平等指数》(The Spirit Level)中的观点，即从所有显示人民幸福的指标上看，做得较差的，总是那些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大的国家。两位作者理查·维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彼克特(Kate Pickett)研究的是公共健康状况背后的社会因素，引用大量研究数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公众健康、精神疾病、少女怀孕、平等机会等九大指标，都与社会平等程度有紧密的关联。收入差距越小的社会做得越好，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家的富裕程度就不再与人民幸福有直接关联。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即使是那些中高级收入者，都能从平等社会中获益。

卡梅伦如果确实赞同这些观点，他就不应只对公务员下手，因为公共部门的收入差距与私营企业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近20多年来，私营企业高层的工资和奖金涨幅大大高于普通员工已是一种常态，企业迷信于以高薪奖励高层，同时却抵触引入法定最低工资制度。这一价值观，现任商务大臣、自由民主党的文斯·凯博(Vince Cable)曾有精辟的概括：股东们似乎相信“高层需要加工资才有工作动力，低层需要压工资才会发挥潜能”。公务员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过是效仿私营企业而已。去年BBC的一档节目曾揭露英国的地方政府是如何以高薪猎头的方式聘请首席执行官的，做法上与私营企业没有什么两样。在相互攀比之下，地方政府的高管工资跳增的情况和私营企业一样令人咂舌。卡梅伦会不会出台政策改变私营企业中的收入悬殊，才是对他是否具有改善贫富分化决心的考验。

《平等指数》的两位作者承认，建立平等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也许是大部分人的理想，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无法调和、只有财富的增长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观点仍然是主流。在英国是这样，在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说服政府把人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