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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艺术节2010之三十六:Frank Dikötter (爱丁堡图书节)

2010-09-05 Mao's Great Famine, by Frank Dikotter

Frank Dikötter
Mao and the Most Deadly Catastrophe in Chinese History
Monday 30 August, 4:00-5:00pm
****/5

Frank Dikötter 是荷兰人,伦敦SOAS教授,现在香港大学任教,他今年出版的新书 Mao’s Great Famine 回顾了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他的材料主要来自是中国各地的省级档案馆,他说中央级的档案馆根本进不去,唯一例外的是外交部,档案已经仔细整理分类,但也已经过严格审查了的,但是要去省级档案馆就容易得多,而且资料也相当丰富。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列出了十来个省级档案馆,包括广东、湖北、河南、山东和甘肃等。档案馆中大部分是当年的宣传材料,但也有内部调查报告、揭发材料、人民来信等,Frank Dikötter 称可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筛选分析。对于第二手资料,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了杨继绳的《墓碑》,但同时指出这本书更像是材料的串联而缺少叙事结构。

他对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估计是“至少有4千5百万”,数字已是极为惊人,但更恐怖的是这些人是怎么死的。他认为在所有死亡人口中,直接因遭暴力致死的有 6-8% (约为2-3百万人),但是其他人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缺少粮食被“饿死”了。在许多情况下,粮食成了一种武器,饥饿成了政治斗争的结果: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之后,在农村绝大部份粮食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剥夺粮食往往称为对付“坏分子”的惩罚手段,比如有些地区出现了把人分为九等,根据“有用”或“革命”程度给予不同的粮食定量。

许多档案表明,当时的领导层,从上到下不是不知道发生了大饥荒,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有些是为了投机钻营、有些是为了自保,大部分官员都不愿意向上面反映实际情况。在毛泽东依然沉醉于“赶英超美”“大干快上”的浪漫梦想中时,他身边没有人愿意直言对峙。说到这里,他很愤怒地提起周恩来和刘少奇这两位当时的第二三号人物,他认为他们其实很清楚下面的状况,但是却因其“人性弱点”甘心继续跟随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他认为所有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执行,都要经他之手。这些观点,可能与他在本书后记中提到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有关系。

但是他继续强调,这一无人敢犯上的体系,正是毛泽东自己创造出来的,身边的人也顺从的接受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宗教势力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已经被系统地摧毁,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中。体制内无人愿意出头,体制外缺乏有效的抵制,造成了这场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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