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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出版动态(72):英美情报机关的“特殊关系”

《深圳特区报·读与思周刊·英美情报机关的“特殊关系”

书名:《我们信任间谍》(In Spies We Trust)
作者: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Rhodri Jeffreys-Jones)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6月

自从今年5月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联合刊登了斯诺顿泄露文件中有关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监听网络通讯活动的新闻之后,许多被牵涉的国家,如德国、巴西、法国等,都对美国情报机构监听本国公民网络通讯的行为做出了高调抗议,有时候是直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抗议,唯独英国政府,没有抗议也没有否认,却不断表示“一切都合法,一切都受到适当监督”云云,还试图对独家刊登这一系列新闻的《卫报》施加压力。据《卫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说,一名白厅高级公务员多次联络他,声称代表首相府,给他两个选择:要么交出所有文件、要么自行销毁文件,并以上法庭来威胁。最后拉斯布里杰决定销毁文件,他邀请了这名“形色谨慎”的公务员来到《卫报》的地下室,当着他的面砸烂了一台存着所有文件的苹果笔记本。虽然拉斯布里杰一再解释被销毁只是一套拷贝,《卫报》将在纽约继续报道斯诺顿泄露的文件,但是这名公务员完全听不进去,满意地走了。

为什么英国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监听英国公民网络通讯如此无动于衷、反而帮忙掩盖?是因为英美两国之间依然有着“特殊关系”?还是英国情报机构也在参与其中?斯诺顿泄露的文件表明不仅英国情报监听机构“政府通讯总部”(GCHQ)也在做大规模秘密监听,而且还通过英美两国的情报互换,从美国人手里得到了许多情报。另外GCHQ可以接入进出英国的海底电缆,直接截获通讯数据,那么通过这种手段得到的情报是不是也会和美国人共享?

当然英国政府不会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但是对于英美两国情报机构的合作与竞争,我们还可以从侧面了解,从历史上寻找线索。最近一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我们相信间谍》(In Spies We Trust),虽然出版在斯诺顿泄密案之前,但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局面。这本书的作者是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Rhodri Jeffreys-Jones),他是美国情报活动历史专家,曾出版过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历史的专著。这本新书虽然号称是“西方情报故事”(The Story of Western Intelligence),但大部分篇幅是在分析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杰弗里斯—琼斯指出,英美两国情报机构确实有着较深的渊源,虽然不能说是英国人“教会”了美国人如果搞间谍活动,但是在美国人开始建立自己的间谍机构时,确实从当时疆土跨越全球的大英帝国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不仅因为有语言文化上的亲和力,还因为早期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多数都有相似的背景:在英国一般是出身于高级中产或是上流社会家庭,私校毕业,在牛津剑桥上的大学;在美国情况也差不多,出身良好,私校毕业,在常青藤联盟上的大学。在英国著名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中,就有“星探”这样的角色,在牛津剑桥为情报机构物色合适的新人。这些人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相似,无形中加深了两国情报机构的信任,这一状况要到196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

但是两国情报机构之间既有合作,也存在竞争。一战期间的“齐默尔曼电报”(Zimmermann telegram)一案,就反应了情报机构的首要目标是为本国政府服务。当时英国情报机构截获了德国外长发给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密电,指示拉拢墨西哥政府参加同盟国阵营,并许诺如果获胜,可以把美国南部各州划归墨西哥。英国人明白这份电报将对说服美国参战起很大作用,但不能让美国人知道这是通过监听美国的海底电缆所获,也不愿意泄露英国在破解德国密码上的进展,所以还特意制造了一个从其它渠道获得这份情报的假象。

作者指出,如果英美两国存在过“特殊关系”,在冷战之后也已经渐渐消失了,现在英国不过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伙伴之一,英国也在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但是欧洲国家在情报上的合作能达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情报活动上,美国给英国一份礼物是如何建立一套体系让情报机构的权力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比如议会对情报机构的质询权力,以及通过《信息公开法案》达到一定程度的透明化等等。但是从对斯诺顿案的反应来看,英国政府对情报机构活动的制约意识,还远远不如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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