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成功与失败

《经济观察网》去年此时，英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第5个听证会出现了一位“明星证人”：前首相布莱尔。在全程近6小时的听证会中，作为当天的唯一证人，布莱尔嗓子已经说哑，但依然思路敏捷，继续为他的参战决策辩护。听证会结束前，主席问布莱尔对于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否抱有遗憾”，他的回答是“没有遗憾”，这时一直非常安静的现场观众席上，终于出现一阵骚动。

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之后，离任四年的布莱尔似乎已从英国公众面前消失了，但是一旦提起伊拉克战争，他的出现却仍然能够掀起一阵波澜，在一些人看来，伊拉克战争似乎成了判定布莱尔的唯一标签。

其实布莱尔担任首相10年，在这之前担任反对党领袖3年，对英国的政治格局和主流意识走向都造成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布莱尔之后媒体与公众对政客的期待，造成了他的继任者布朗的失败，促使了保守党领袖卡梅伦的成功。在这本据说是完全由布莱尔亲自动笔写作的自传中，有相当篇幅是他对这13年心理历程的坦诚描述。但这些究竟是深刻的自我剖析？还是继续为自己开脱？每个读者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能从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布莱尔，一个有着丰富的领导才能，具备沟通天赋，渴望改变世界的政客，带着宏大的理想上台，10年之后却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不合适的接班人，无力说服英国走近欧洲，更严重的是，还把英国带进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拥有领袖天赋——却留下一个败局

布莱尔与布朗的恩怨纠葛，一直是一个影响工党乃至英国政局变迁的关键因素。想粗略的了解这段历史有一个捷径：看一遍2003年英国拍摄的电视电影《君子协定》(The Deal)。两人1983年同时成为工党议员，窜升较快的布朗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老大，然而1994年工党领袖位置出现空缺时，布莱尔却果断地挑战布朗并成功地夺取了工党领导人地位――“夺取”是布莱尔自己选择的用语。他在书中写道：领导人的位置，应该是“满怀殷切”地去争取，甚至可说是“夺取”过来的。

事实证明布莱尔“夺权”对工党来说是一件好事，在他的带领下，工党被改造成了“新工党”，由传统的政治左翼向中间地带靠拢，重回执政之路。这一过程中的阻力不小，书中提到即使是“新工党”的“新”字(New)第一个字母是该大写还是小写都是经过了一番辩论的。工党内部有不少人支持布莱尔的改造计划，但许多人的出发点并不是理念认同，而把这一改造看作是上台执政的代价。布朗就是其中之一，说到底，在政治理念上，他与布莱尔不是同路人。

布莱尔的领导能力，不仅仅在于他吸引了一批得力的亲信幕僚，比如书中多次被夸奖的议员曼德尔森、新闻官坎贝尔和幕僚长鲍威尔，更多的是体现在他能容忍与他理念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并委以重任。

布朗就是一个布莱尔需要控制住的最有影响力而又最心怀不满人，把布朗留在身边，曾是布莱尔最成功的决定，到后来却成了他最大的失误。他在书中承认，他一直认为撒切尔夫人执政晚期极力阻止赫塞尔廷继位是一大败笔，因为取而代之的是虚弱的梅杰。布莱尔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对继位人不打击不干涉，最终的结果却是犯了和撒切尔夫人同样的错误，让布朗成为工党领袖，等于把首相位置“送给了保守党”。

最能说服人的沟通者――却无法走近欧洲

作为一个天才的沟通者，布莱尔的特长是能够说服别人干原来不愿意做的事情。1997年戴安娜突然去世，皇室对民众的悲痛不知所措，布莱尔说服女王在白金汉宫下半旗、做电视讲话，安然度过一场宪政危机，这是他出色沟通说服能力的体现。

在这方面他的最大贡献是促成了北爱的和平进程。北爱敌对双方之间有民族主义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对立，交战多年，各自都有累累血债。要说服他们走进同一个房间，坐在同一张桌子边都要费尽口舌。布莱尔就有这样的魅力，能够很快分别地与保皇派和新芬党领袖们建立起信任，把他们“拽到一起”开始谈判。历时多年的谈判中曾出现多次反复，足以让任何一个稍稍缺乏一点自信的人动摇甚至放弃。布莱尔的锲而不舍，加上他强大的沟通能力，是北爱能最终达成和平的关键原因。

但是无论布莱尔多么努力，还是无法说服英国公众信任欧洲，他带领英国走向欧洲的计划还是半途而废了。布莱尔对英国在大西洋两岸间的地位，有着近乎理想化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一定要走向欧洲，参与欧洲的核心决策，但同时他想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让英国成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这一理想状态的达成，依赖不少外在因素，首先要有一个理解美国的欧洲和一个尊重欧洲的美国，其次还要英国民众愿意。对于英国人对欧盟的天生敌意，布莱尔无力扭转也无法解释，只能在书中提出一个奇怪的看法：“因为欧盟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不是奠基人，所以总缺乏热情”。与此同时欧盟出台的战略政策，往往倾向与决策权的集中化，坐实了英国人心目中欧盟是个巨无霸的官僚机构这一偏见。面对这一现实，布莱尔只能承认失败，因为他连自己的财政大臣布朗都说服不了。

宗教般的救世情怀――却深陷战争泥潭

以“人道原则”而发动干涉他国的战争，布莱尔认为属于正义之战，这一信仰是基于他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经验。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布莱尔执着地说服美国和欧洲各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下，通过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发起地面入侵，终于用武力让米卢舍维奇低头了。第二年在塞拉利昂，布莱尔又是未经任何国际机构授权，就派出英军帮助当地政府部队打败了反叛武装，稳定了政局。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布莱尔都曾受到过救世主般的欢迎。

这一救世情怀，是否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布莱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本书中他几次提到在自己生命中，比政治更重要的就是宗教。他没有提到的是他在2009年底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到宗教信仰在他做出发动战争这样的决定时所起的作用，那就是可以让他放心地去做自己认为道义上是“对”的事，在科索沃、塞拉利昂是如此，在阿富汗、伊拉克亦是如此。

为证明自己积极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不是为了无条件“跟着美国走”，他指出早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他就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演说中提出了国际社会出于人道主义干预他国的原则。9/11之后西方盟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正符合他的这一原则，他坚持认为积极参与其中既是英国的国际义务，也有利于英国的安全。

伊拉克战争让布莱尔遭到许多人的痛恨与唾弃，但是大部分人反对者还是接受了他是“出于真心”支持美国的说法。有人会说这比只顾国家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更危险，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行为动机上的一致性。

布莱尔在这13年中既拥有令人自豪的成功，也经历了伤痕累累的失败。向不同的人提起他来，往往能激起截然相反的反应。这部自传2010年9月在英国出版时，出现了的反应也是剧烈和矛盾的。在都柏林举行签售时，出现了一边是等签名的长龙，另一边是抗议人群的景象。伦敦市中心的签售会因担心示威冲突不得不取消，留下的签名版则被蜂拥而至的读者一抢而空。曾有人组织幽默型抗议：到书店偷偷地这本书放到他们认为“应该属于的书架”：犯罪、恐怖、小说、幻想、或是讽刺类，不过这些小打小闹的抗议完全阻止不了这本书的畅销。从这部自传中，布莱尔对自己在政治决策背后的心理动机以及对民主运作的反省不管是对失措，至少是诚恳的，作为读者，你可以在看过之后再决定到底应该把他的这段政治旅程归入哪一个类别。